说实话，这两部小说使我对通过虚构探求真实有了更具体深刻的理解。以前我读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像《铁皮鼓》、《比目鱼》、《大盗巴拉巴》，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国内的一些“新历史”小说时，就总在历史、虚构、真实、故事、真相等问题上遗巡不已。说到写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时，许多作者和批评家都理论到底能不能虚构细节，可以虚构到哪一步算适度。后来闹新历史主义时，写历史题材都和正史叙述唱反调，可无论怎么对着干，也要借“历史”一张皮，用历史造一个空穴，至少借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再来做自己的道场。虽然现在影视作品还有大量的戏说或乱说，但新历史小说其实只是一阵风。而你完全将故事和讲述置于虚构的框架下，但处处都是“历史”，在虚构中重现历史和演示历史如何成型。我觉得这两个小说并不是同一种文体形式，更不必变成一种成型的风格化的文体，当作者为求真欲望所驱使，面对不同的事件、身在不同的处境，自当有不同的表现样式。

答：您说得对。

问：我理解这种说法，任何一种历史、或者任何人对事件的客观叙述都只是一种“叙事”，而不是真实本身，甚至也很认同那种历史相对主义这一目前仍然很有市场（这得归功于海登·怀特）的观念。但这些观点既不能带给我们真实也不能消灭真实，“真实”依然是我们的向往。我以为对历史的相对主义态度也许是我们朝向真实不得不跨越的路障，而不是虚构叙事必须遵从的唯一的法则。通过虚构认识真实，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记得是保罗·利科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真实，而虚构叙事告诉我们真实的实质。涉猎“历史”的小说应当是在相对主义和正统言说之外的探索。

答：你提到了海登·怀特，我就顺便补充一点。《花腔》发表以后，不少人认为我是受到海登·怀特的影响。刚出版的时候，河南大学的刘思谦教授和她的博士生们，搞了一次关于《花腔》的对话，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对话。这个对话后来发表在《作家》杂志。就是在那天，我第一次听说海登·怀特的名字，我还让一个博士生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好让我知道是哪几个字。《花腔》不存在受海登·怀特影响的问题。大概十几年前，我读到尼采的一句话，出处我都忘了，他说真实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幻觉。我想，这句话给了我很多启示。十来年前，吉林的张钧来郑州和我对话。他问到我对真实的看法，当时我正在写《花腔》，对话的时候我引用的就是这句话。《花腔》中有一个小标题，“历史诗学”。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我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有人用过这个名字。我之所以会用到这个词，首先是因为我以前写过《午后的诗学》，将“午后”和“诗学”这两个不相干的词，组成过一个词组。而用“历史诗学”这样一个词，还想表明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叙事和历史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有一种同构关系。就像我前面曾经提到，我担心“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这样一种说法生造的嫌疑一样，我当初还很担心“历史诗学”这个词被别人认为“说不通”，让人们觉得无法理解。

你提到的保罗·利科的那句话，再次让我想到那个俏皮的说法：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别的都是真的。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经常念叨这句话。

问：在中国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中，你最推崇的作家作品是什么？谁对你影响较大或者你对谁印象最深？

答：三十五岁以前，古典文学中最喜欢的是《水浒传》。三十五岁以后，是《红楼梦》。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我都喜欢。但我并不研究版本，我的意思是说，我拿起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说来好笑，去年到今年，我除了看小说《红楼梦》，还看了电视剧本《红楼梦》，刘兰芳的评书版《红楼梦》。但是很奇怪，就小说叙事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觉得我的小说受了《红楼梦》多大影响。

问：这个暑假我读《红楼梦》，半天读《红楼梦》，半天看《西游记》电视剧。刚才我就是看完了旧《西游记》的最后一集才来仔细拜读并回复您的答复。去年暑假看《红楼梦》电视剧。我以为影响不一定就表现在从你的小说中看到《红楼梦》的影子，一定有好多东西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影响着我们。另一方面，即使完全是模仿之作，也可能会独具魅力，并有独特价值。以前读到林语堂说他自己是照着《红楼梦》的样子写的《京华烟云》，感到吃惊。这阵子重读《红楼梦》，明白了他的确是照着写的，是怎么照的，但也更明白了两个小说到底如何不同。这一点也没有减损《京华烟云》的光彩。

答：我们好像提到过《红楼梦》为什么没有写完？也就是他的“未完成性”。就这个问题，我不妨再补充两句。很多年前，我在高校教书的时候，有学生问我，《红楼梦》为什么写不完呢？不就是一篇小说嘛，怎么一辈子都写不完？我无法用生病啊、穷困啊、人的寿数啊等等来搪塞。我就对学生说，那是因为曹雪芹不知道怎么往下写。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这话好像有问题。再一想，好像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我后来就此写过一篇短文，说曹雪芹之所以写不完，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写长大以后的贾宝玉。作为成人的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