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学习了两种“驳论”常用的反证方法和说明等知识，其中一种就是“排他”论证。这种论证方法是一种间接的“反证”方法，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排除其他可能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

具体来说，作者会先提出一个与自己论点相矛盾的另一个或几个论点，然后通过论证这些论点的错误来间接地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这种方法就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只有一个出口，而其他所有的门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唯一剩下的那个门就一定是正确的。

例如，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作者就运用了“排他”论证的方法。作者先提出了一个与自己论点相矛盾的论点，即和平条件不需要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然后，作者通过列举一系列的事实和证据，论证了这个论点的错误，从而间接地证明了自己的论点，即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是正确的。

“在一月二十八日(指一九四九年)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

这段话巧妙地运用了“排他”论证的方法。具体来说，它通过对南京、广州、上海、奉化等地不存在“政府”这一情况的详细论证，有力地反驳了将其仍然视为一个“政府”的观点，并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够郑重的。这里实际上是借用了对方的“攻击”，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进行回应，从而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

同样，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运用了“排他”论证。作者通过对反动派大肆修筑“乌龟壳”、推行“堡垒政策”，并将其视为“铜墙铁壁”的错误观点进行批驳和否定，进而强调了真正的“铜墙铁壁”并非是这些物质的防御工事，而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种论证方式通过排除错误的观点，从而确立了正确的观点，使论证更加有力和有说服力。

“排他”论证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它是一种通过“否定”来达成“肯定”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方式常常被运用在“驳论”文章中，通过否定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其他观点，从而突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唯一性。

而“引申”论证则是另一种常见的论证方法。它是通过对某个“结论”进行合理的引申和推理，使得原本正确的主张得到更加强调和突出，同时也能让错误的观点充分暴露出其“荒谬性”。通过引申论证，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各种观点的优劣和合理性，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者的观点。

正确观点的“引申”,如: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

这段论述的后半部分就是一种“引申”论证。它有力地凸出了欲强调的观点，十分醒目。

错误观点的“引申”,如: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这里“论证”论敌的谬误,就用了所谓“归谬法”，即将其“论点”(超过共产党力量几倍乃至几十倍)加以合理之“引申”,从而充分暴露其荒谬性,达到驳倒其“论点”之目的。

“论证”方法当然不止这些，不过主要的大概就是如此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说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的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说明”是与上述几种“表达”方式并列存在的一种，它主要是针对“事物”的形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