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特征、成因、功用，或者“人物”的经历、特点，以及“事理”的概念、意义等进行“解释”和“介绍”。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首先，“说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它与“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其他表达方式并不属于同一个逻辑范畴。例如，“叙述”侧重于讲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描写”着重于描绘事物的外观和细节，“抒情”则是表达情感和感受，“议论”则是对某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而“说明”似乎既包含了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又带有一定的解释和阐述的成分，这使得它的定义和界限相对不够清晰。

其次，将“说明”与其他表达方式简单地并列起来，可能会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叉部分。在实际的写作中，各种表达方式往往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比如，在叙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可能会穿插对人物或场景的描写，同时也可能会融入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因此，单纯地将“说明”视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写作技巧和方法的全面理解。

综上所述，对于“说明”这个概念，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和特点，以及它与其他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试想一下，难道“叙述”不就是在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吗？难道“描写”不正是一种通过形象和生动的方式来阐述事情吗？难道“抒情”和“议论”不都是为了将“感情”和“道理”以或强烈或清晰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吗？如此看来，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就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

更进一步地说，“表达”方法的分类理应主要依据“思维”表达的“形式”，而非根据表达“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然而，所谓的“说明”却恰恰是由被述说的“对象”所决定的。从“思维形式”的角度出发，“说明”和“叙述”实际上很难区分开来。因为，所谓的“说明”，本质上就是一种简洁明了、质朴客观且精确科学的“叙述”。许多所谓的“插叙”，实际上就是对“事物”或者“人物”进行的一种交代、介绍或者解说。然而，将这些都统称为“叙述”（也就是插叙）而不称之为“说明”，这恰恰是二者难以区分的一个显着例子。

此外，“说明”性文章的存在，并不能确凿地证明“说明”这种表达方式的存在。虽然我们确实有“说明文”这种文体，它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色彩”，主要用于“解说”和“状物”，其语言通常简要、质朴，目的在于传授知识。但是，从一种“表达”方式和“思维形式”的角度来看，“说明”并不一定能够成立。

这是因为，“说明”与“叙述”和“描写”是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尽管用“叙述”（精准而严谨的叙述）和“描写”（淡雅而简洁的白描）同样可以完成像教科书、科学小品、知识性散文这样的“说明”性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明”就等同于“叙述”或者“描写”。它们实际上是两回事，而非同一回事。仔细考察“说明”作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方法，其历史并不是很长久。有些学者甚至没有提及“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其他四种表达方式都有被提及），这恐怕是因为后来人们将“解说文”和“说明文”等概念与之相混淆、附会而来的。由于对“说明”这种表达方式的思考还不够成熟，所以它的发展相对滞后。

然而，这四种表达方法最好能够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多种表达手段，才能在写作中运用多种不同的笔触。毕竟，生活本身以及事物本身都是极其壮阔、无比丰富的。大千世界中，万物呈现出千姿百态；宇宙人生更是多姿多彩。面对如此琳琅满目的表现对象，如果我们想要将它们真实地“反映”出来，但在文字表达上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多种手法，那么文字就会显得干瘪、单调，表现力也会十分薄弱，这样显然是不行的。

而所谓的“多副笔墨”，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擅长“叙述”，还要能够进行“描写”；不仅要善于“抒情”，还要长于“议论”。只有掌握了这四种表达方法，并能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对象灵活运用，我们才能在写作中展现出丰富的表现力，将生活和事物的多样性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叙述”，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表述形式，其核心任务在于对各类“事件”进行详细且有条理的“陈述”。这一过程旨在让读者能够清晰、明了地理解所描述的内容，达到“明白”的目的。因此，叙述必须做到“清”，即条理清晰、逻辑连贯，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不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与叙述不同，“描写”则侧重于对“事物”的“摹状”。它通过各种生动的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将事物的形态、特征、颜色、质地等方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以实现“形象”的目标。所以，描写要“适”，要恰到好处地运用各种描写技巧，使所描绘的事物仿佛跃然纸上，活灵活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抒情”，同样是一种独特的思维表述形式。它主要是对作者内心深处的主观“感情”进行抒发和表达。这种情感可以是喜悦、悲伤、愤怒、感慨等各种复杂的情绪。抒情以“真挚”为崇尚，要求作者在抒发情感时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