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恐怕这次我们要失去他了。”他说，说的好像还有下次似的。

下次，我一定会处理好我和爸爸的关系。

下次，我也会因为费恩的离开而怪妈妈。这次费恩走后，妈妈彻底垮了，所以我没有怪她。但下次我绝对不会把错误全推到爸爸一个人身上。

下次，我也会承担起我的那一份责任。下次我会绝口不提费恩，但会谈论洛厄尔。我会告诉爸爸妈妈洛厄尔没有去练篮球。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洛厄尔交谈，洛厄尔就不会离开了。

我一直计划着有一天原谅爸爸。爸爸为此失去了很多，可他并没有失去我。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这让我很心痛，也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很感谢爸爸临终前对我的最后一次请求。他能让我帮他分担一点负担。不管这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爸爸去世时五十八岁。医生告诉我们，由于酗酒和糖尿病，他的身体情况要比实际年龄糟糕得多。“他的生活压力很大吗？”医生问我们。但妈妈反问：“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

我们把他的遗体留在那里做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上了车。“我想洛厄尔。”妈妈说完后就瘫在方向盘上了，呼吸十分困难，就像她随时可能跟爸爸一起离开一样。

我们两个换了位置，我来开车。我拐了好几个弯才意识到我不是在朝我们现在住的样板房开，而是朝着大学的坡顶小楼房，那个我长大的地方。等我发现的时候我们都快到那里了。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爸爸的充满敬意的长讣告，爸爸要是知道的话肯定很高兴。当然，里面提到了费恩，但只是把费恩当成实验对象，而不是“幸存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费恩的名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就像在飞机上遇到了气穴一样。那个猴子女孩还是害怕被曝光，但这看起来像是全球性曝光。

不过那时我已经在斯坦福了。我不认识太多人，也没人跟我提过这个。

发出讣告之后的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座四十二层的建筑，尖顶，白窗。“今天我算是见识了美国。”明信片上写着。收信人是我和妈妈。没有寄信人签名。

4

重新回到1996年，在我圣诞节回家之后，航空公司把我的箱子还回来了。托德当时还在公寓，他节假日很少往家赶，所以他拿着他的身份证帮我认领了。“这次箱子是对的，”他告诉我，“是你的箱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把另一个箱子还回去了。我没想到这一切会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心里有一丝忧虑。

当然，也有可能趁我回印第安纳，哈露会像以前一样偷偷溜进我的房间，把完好无损的德法热夫人放到那个粉蓝色的行李箱里。但“有可能”在这里意味着“绝不可能”。

对此我真的感到很伤心。我确定德法热夫人十分珍贵，又无可替代。我本打算在箱子被送回去之前往里面放一张纸条，向箱子主人道歉的。那就让我在这里道歉吧。

亲爱的木偶主人：

尽管我并没有偷德法热夫人，但她却在我的保管下消失，我很抱歉，我知道她对你很重要。

我能给你的唯一安慰就是我相信现在她很有名，肯定会生活得不错。总而言之，她已经成了活跃的政治分子，尽力为所有生命争取公平。

我仍然希望有一天能把她完整无缺地还给你。每个月我至少会在eBay上搜索一次德法热夫人。

真诚地致歉，

露丝玛丽·库克

我那鼓鼓的行李箱里东西并没有少。里面有我的蓝色毛衣、拖鞋、睡衣和内衣，还有妈妈的日记本。但日记本已经不像上次见它时那么整洁了——四个角已经磨损，封面也很凌乱，圣诞节彩带也被弄皱了。箱子里的东西都乱糟糟的，但基本上算是完好无损。

我并没有立刻打开日记本。我现在很累，回家的这一周里一直在谈论费恩，已经让我脱了一层皮。我决定把它们放在衣橱最高的架子上，并把它们推到最里面，这样每次我打开带镜子的衣橱门时就不会看到它们了。

下定决心后，我翻开了最上面那本日记的封皮。

那是他们给我拍的一张宝丽来照片，是我在医院里刚出生时的场景。我红得像颗草莓，在子宫里浸泡过的我闪闪发光，两只眼睛咧开了一条缝，眼神充满怀疑，斜视着这个世界。我的手攥成拳头放在脸旁。看起来我马上就要开口说话了。我的照片下面，有一首诗。

亲爱的，亲爱的，

这是一张多么快乐的小胖脸，

这朵牡丹！

我继续往下翻，打开了第二本日记本的封皮。费恩也有一张照片和一首诗，至少是半首诗。这张照片是她第一天到农场时拍的。那时她快三个月大了，一个人用胳膊环抱着她，把她包得像海藻一样。那个人肯定是妈妈，我认识照片上那件长长的绿色针织衫。

费恩头上和脸颊上的毛发都竖了起来，在她的头上形成一个不满又不安的光环。她的胳膊像小树枝一样，前额长满了皱纹，眼睛很大但却透露出恐惧。

打动女王的神采——

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女主角——

妈妈的日记并不是科学上的记录。尽管里面确实有一两段内容包含数字和测量数据，但这并不属于科学领域冷静客观的观察。

它们是我们的宝宝书。

5

现在我已经跟你讲完了我的故事的中间部分，也讲完了开头的结束部分和结束的开头部分。巧合的是，剩下没讲的两部分里有些内容是重合的。

去年秋天，我和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