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　*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