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

“马尔金，你是一个老实人。”部长说。“我们相识已久，你始终忠诚于人民。”

我猛然抬头。我的睡眠受到剥夺，不断遭受拷打，而且重复回答三个相同的问题，思绪已经涣散，但这时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说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说不定我尚未沦落到失去恩宠的地步。“没错，部长，我向来忠诚。”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却做出了背叛。”

“他们宣称我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他们错了。我向来忠诚。”

桌子嘎吱作响，我感觉他靠在桌旁。“你愿意为了革命奉献生命？”

“我愿意。”

“为了我们的领袖？”

“我愿意。”

“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前景？”

“我愿意。”

“那么你为何拒绝认罪？”

“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坚称自己忠诚无辜，显然让他相当失望。他咳了两声，点燃一支香烟，把香烟尾端塞进我的嘴唇之间。我猛吸一口，感觉有点晕眩。

“众人之中，我觉得你应该最了解那些都没什么意义。”

“哪些都没什么意义？”烟草火光灼灼，散发阵阵暖意，跟孕育烟草生长的克里米亚阳光一样温暖。

“你做了什么，或是没做什么。”他说，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荡而出。他已经多少次走进克列斯提监狱的牢房、面对除了我之外的众人、解释种种显而易见之事？“你觉得你在陈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张白纸。”

“但我的确没有做错事。”

“你所相信的事实，只在你自己的脑海中发挥微小的功效。马尔金，你涉入一个波兰间谍网。不管先前有没有牵连，这会儿你脱不了关系。”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决便已宣判。罪咎和无辜不是影响判决的因素，反倒是判决影响了一切，包括何谓罪咎。

“我该怎么做？”我问。

那团苍白、蓬松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分子，对不对？”

“我已将我的生命奉献给……。”

“不。”他说。“你还没有。”

我能够拒绝吗？我非得承认背叛祖国、才能证明我的忠诚？若是不从命，我就成了他们指控的叛国分子。若是从命，结果也是一样。但是我的忠诚超越一切，甚至取代了我和沃斯卡的兄弟之情；少了这份忠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少了这份忠诚，我到死都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你愿意承认你的背叛、借此证明你的忠诚吗？”部长问。

“但我不会说波兰文。”我说。

他从桌边站起来，捏捏我的肩膀。“我确定你想得起来。”

“麦克辛搞的鬼，对不对？”我问。

“你说什么？”

“我的助理。他告发我，是吗？”

“我无从得知。”他说，朝向门口走去。

“拜托，再耽搁你一分钟，有件事我搞不清楚。我还没被带到普通牢房。我是个小人物，却独享一间牢房，而且不断受到拷问。我不应该有这种特别待遇。”

“你想问什么？”部长说。

“我的问题是：为何大费周章？”

部长轻轻叹气，听来稍微放松。“你说的当然没错。你应该被关到普通牢房，你应该不到两分钟就受审、裁决、判刑，但是我们非常欣赏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帮领袖修饰画像的工作，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几十岁。可惜他并不爱慕虚荣，不然他说不定会帮你说情。但他非常关注你的案子。你应该感到荣幸。你借由你的工作揭露最高领导人的真实面貌。现在他将揭露你的真面目。”

部长什么都没说就离去，整间牢房陷入一片模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