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都拆除了。”

“你星期四感冒躺在床上，”伯林克里夫人说，“我还不得不拿盘子给你送吃的。”

“啊，我想我们得走了，”科弗利说，“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

“如果你能劳驾闭上你的嘴，”伯林克里先生冲着妻子吼道，“大家都会对你感激不尽。根本不能允许你开车，更不用说让你给人指路了。”

“谢谢你们。”贝特西在门口羞赧地说。

“是谁去年砸的汽车？”伯林克里夫人大声嚷嚷道，“是谁砸的车子？请告诉我。”

他们走着回家，时不时地停下来互相亲吻，而那旅程像其他的旅程一样结束了。

[21]

科弗利没有再见到卡梅伦。他在办公桌前修改他关于天堂明珠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无聊地度过了几天的时光。一天上午，有人命令他到安全部门报到。他猜想，他可能会因为丢失皮包而受到起诉，心中琢磨他们会不会逮捕他。科弗利是那种以不可思议的沉重负疚感干活的人。他的负疚感就像是一个偌大的疮疤被遮盖在衣服下面，他能心存这种负疚感而毫不痛苦，直到它被触动的那一天。一旦它被触动，它就会使他身心交瘁，使他痛苦不堪。他是保持那种乡间美德—真诚，守时，清洁，勇敢—的典范，但是，一旦他受到社会上强大势力的指责而做错了事，他的自尊便轰然倒塌了。是的，是的，他是一个罪人。是他宰了大使，典当了珠宝首饰，将设计图给了敌人。当他走近安全部门的办公室时，他感到深深的内疚。那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髹漆成奶油色，有八名或者十名男女走在他的前面。那像是一间医生或牙医的接待室，一间领事接待室，一条法院的走廊，一间招聘办公室。这个让人等待的地方看上去就像一个令人惊异的宏大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个个地被叫到名字，被带进奶油色走廊尽头的一扇门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来的，似乎那儿还有出去的路。他们的消失在科弗利看来是一种恶兆。最终，有人叫喊他的名字。一位漂亮的秘书，脸色阴沉，一副挑剔的样子，将他领进一间看上去就像是老式法庭的偌大房间，在抬高的底座上有一个法官席，在法官席后面站着一位上校和两个穿便衣的男子。在法官席下坐着一名录音师。左手是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旗座里。这丝织的旗帜镶着金边，沉甸甸的，永远不会离开它的旗座。即使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举行一次漂亮的游行，它也不会离开它的旗座。

“科弗利·沃普萧？”上校问道。

“是的，先生。”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安全证吗？”

“可以，先生。”科弗利递上他的安全证。

“你认识圣博托尔夫斯船珀巷的霍诺拉·沃普萧小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