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谧极了。他躺在游泳池边的草地上，等待着她归来。他被一种如毒品一般的强烈性欲攫住了，她的迟归就像迟到的毒品一样，让他处于极端的痛苦之中。黑狗们躺在他附近的草地上。有两条狗不断地将木棍衔来让他往远处扔。它们一个劲地连续要他这样做，每隔几分钟就会将木棍扔在他的脚边，如果他不立马扔木棍，它们就会狂吠吸引他的注意。他听见路上一辆车的声音，心想再过五分钟她就会跟他在一起了，然而那车继续开下去，到这悬崖的另一处别墅去了。他跳到游泳池里，从池的一边游到池的另一边，从清凉的水中爬出来，来到炙热的太阳底下。太阳一晒让他对她的需求变得更加难以克制了。园中的鲜花仿佛是催发性欲的春药，甚至这蔚蓝的天空仿佛也是爱情的一部分了。他又在游泳池里游了一圈，躺在草地的树荫底下。狗们又来到了他的身边，寻回犬又狂吠着要求他扔木棍了。

他纳闷她在拉德罗斯干什么。厨师已经买好了酒和食品，他想，她没有什么别的需要了。她无法抗拒他的抚摸和容貌，这使他纳闷她是否能够抵挡住任何其他男人的抚摸和容貌，她是否现在正在和一个前臂全是体毛的陌生人爬上楼梯。他在她身上所得到的性欲的快乐程度与他妒忌的程度是一致的。他无法对她的忠诚存有任何信任感。他继续为狗扔木棍。

他投掷着木棍，仿佛这牵涉了一种明确的责任，仿佛狗的福祉和快乐与他的良知休戚相关。但是，为什么？他并没有喜欢它们，也没有不喜欢它们。他的实在的感情完全是可以追溯的。他对狗似乎负有一种义务。在这里有一种相互性，仿佛在过去他就是一条狗，完全依赖花园中一个喜怒无常的陌生人，或者仿佛在未来他有可能演变成一条狗，祈求主人放它进门躲雨。他扔木棍的耐心似乎是一种义务和报偿。她在哪儿？她现在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呢？他竭力想象她正在做一件完全无辜的事，但他不能。他突然愤懑而痛苦地坐了起来，狗也都随之爬了起来观望着。狗的金色眼睛和寻回犬的哀鸣令他更加愤怒了。他爬上楼梯走进客厅，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没有关门，狗跟着他也进来了。他站在酒吧台旁边，狗则蹲坐在他的身边，仿佛期望他跟它们说话似的。整个房子悄无声息，一片静谧，女佣们在午睡。他对于她处于如此邻近的地方而不可及、对她的无用和腐败产生的愤怒让他发抖。这些动物的目光似乎在询问更多的问题，仿佛这时刻正在奔向它们熟知的高潮，仿佛他正在走向一个关键的与它们都有关的瞬间，仿佛它们的无言和他淫荡的欲念、妒忌和愤懑汇合在一起了。他奔上楼梯，穿上衣服。到村子里去要走上一个小时，他也并不指望她的车会开来，因为他坚信即使她回来，那也一定是跟另一个情人，而他则一定会演变成一条狗了。当她真的与他打了照面，她停下了车。当他看见车后面装满了食品和杂品，他道德的义愤一下子垮下来了。他和她一起回到别墅，然后在周末前往罗马。

[30]

一天上午回到旅馆，霍诺拉发现诺曼·约翰逊在大厅里等着她。“哦，沃普萧小姐，”他说，“哦，见到你多好呀。见到任何能说英语的人多好呀。人们告诉我，这些人都在学校学过英语，但是我见过的大部分人只说意大利语。我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他打开他的皮包，给她看引渡她的命令、特拉弗廷巡回法庭所做的罪行指控的复写件和一个没收她所有财产的命令。虽然他手中握有这些权威文件，他仍然面露羞色，轮到她来为他感到遗憾。“别担心，”她说，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膝盖，“别为我担忧。全是我的错。我总是非常惧怕那可怜的农场。我一辈子都在惧怕那可怜的农场，即使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当勃勒塔尼夫人开车送我去看秋叶的风光，当我们经过那可怜的农场时，我总是闭上我的眼睛，我是那么地怕它。然而现在我思乡了，我想回去。我将去银行取我的钱，我们一块儿去乘那飞行的机器回去。”

他们一块儿走到运通办公室，并不是作为看守和罪犯，而是作为亲密的朋友。他等在楼下，她去关闭账户，来到他的跟前时手中提拎着一大捆两万里拉的钞票。“让我叫一辆出租车，”他说，“你不能那样在大街上走。有人会抢劫你的。”他们走上了西班牙广场。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在弗雷杰内区里，双体船装着轮子，浴室都关了门，忧郁的光洒在橄榄树叶上，鱼汤广告要么掉了下来，要么摇摇欲坠悬挂在一根钉子上。燕子飞走了。在罗马，太阳底下很热，阴凉地方很冷。那柔和的、明亮的光辉给这拥挤的古老城市增添了一种古怪的潮水色彩，仿佛在古代台伯河黑色的潮水就漫过它的堤岸染黑了建筑物和教堂基底以下的部分，而基底以上的石灰仍然是雪白的，甚至在这么多年以后，缝隙上葳蕤地生长起厚厚的野草和马槟榔，它们看上去与阴毛是如此相像，给这著名的广场一种苍老的面貌。美国人在运通办公室周围溜达，阅读来自甜蜜家乡的新闻。大部分新闻似乎充满了幽默感，因为他们大部分人在阅读的时候都时不时地忍俊不禁了。和意大利人不同，他们散步时举步的样子仿佛是踩在值得纪念的、有明确界限的土地上—如网球场，海滩，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那一副似乎对变化、死亡、时光的流逝毫无准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