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当霍诺拉走进广场时，广场上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她抬头望一望天空。一位丹麦的游客正在西班牙台阶上给她的丈夫拍照留念。一位美国水手正在喷泉边将他的脑袋浸在水中。纪念圣母马利亚的纪念碑前摆放着鲜花。空气中弥漫着咖啡和金盏花的馥郁香味。十六个德国游客在街对面的咖啡馆里呷饮咖啡。上午十一点十八分了。

一个光脚丫、穿着破旧的绿色衣服的乞丐抱着一个婴儿走近霍诺拉。她给了她一张一里拉钞票。她还分发一里拉钞票给一名系着条纹围裙的男子，一个穿白色外套、手中托着咖啡盘的小孩，一个外衣领口紧扣在喉咙那儿的漂亮妓女，一个戴着一顶像废纸篓的帽子的佝偻女人，三个穿玫瑰红袍子的德国牧师，三个穿黑色袍子的耶稣会会士（那袍子的绲边是紫色的），六个光脚丫的圣方济修士，六个修女，三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罗马少女质地拙劣的黑色制服），一个来自纪念品商店的店员，一个美发师，一个理发师，一个男妓，三个职员（手上还沾着政府办公室蓝色印泥的污垢），一个失意的侯爵夫人（破旧的手提包里塞满了早已易主的别墅、房子、马匹和狗的照片），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大号手、一个大提琴手（他们正在前往雅典娜大道排演厅的路上），一个扒手，一个神学院学生，一个古玩商人，一个窃贼，一个傻瓜，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个正在寻找工作的西西里人，一个下班的警察，一个厨师，一个保姆，一个美国小说家，一个英国侍者，一个黑人击鼓手，一个医疗设备供应商，还有三个卖花的。她发放钞票的过程中没一丁点儿慈善的意味。她心中压根没有想到她的钱有用。她散发钞票的冲动就像她爱看火一样根深蒂固，她自私地追求沉醉在干脆利落、轻松和有用中的感觉。金钱是肮脏的，这是她的洗礼。

这时候，广场的屋顶上站满了人。运通办公室的一个职员从窗户爬出来，滑到遮篷上，跳到人行道上，一下子扑倒在霍诺拉的脚边。围观者站在齐膝深的喷泉水池中。几个荷枪的警察来到康多提大道。霍诺拉转过身子爬上了阶梯。数千人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呼喊着祝福她，至于万世万代。

[31]

在卡梅伦访问新德里回国之前，科弗利的安全地位仍然悬而未决，但伯伦纳去了英国，科弗利也无法知道这老人什么时候回来。通过一些无法逆转的、混乱不堪的官僚程序，科弗利收到政府房产办公室的一份通知，在十天之内他将要被驱逐出他的住房。他的感情是悲喜交集的。他们在塔利弗基地的生活似乎结束了，如果说他们的生活曾经开始过的话。他作为计算机预编程序员可以很容易地就找到工作，离开塔利弗对于贝特西来说无异于开始新的生活。正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从圣博托尔夫斯发来的电报。立44即4回来4。这个来自他老姑妈的从未有过的指示着实让他吓了一大跳。他打了包，便离开了。第二天向晚时分，他抵达圣博托尔夫斯。那天正下着雨，当火车靠近大海时，雨就变成白雪了。纷纷扬扬的白雪将铁道边上光秃秃的树枝和贫民区变成一片洁白，科弗利想，白雪使光秃的树和贫民区带有了一种悲凉感和美感，这种悲凉感和美感在它们历史中的其他时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漫天的洁白使他心情轻快起来。当他跳下火车，乔韦特先生不知在哪儿。火车站里阒无一人。在维亚达克客栈的窗户里他也看不见任何他可以与之挥手致意的人，在饲料店里也没有人。跨过公共草地广场，他碰上了一队从基督教堂本堂区房子里走出来的男男女女组成的队列。他们一共八个人，成双成对地行进着。所有的男人，除了一个光脚以外，都戴着圆锥形绒线帽。他猜想那儿或许刚举行了茶话会、讲演或者慈善活动，这些人是住在可怜的农场的人。他们中一个瘦骨嶙峋的人似乎疯了，或者说傻了，嘴中不断地嗫嚅道：“忏悔，忏悔，你的日子到头了。天使的声音已经告诉我怎样才能使天主对我满意……”“闭嘴，闭嘴，亨利·桑德尔斯，”一个走在他身旁的肥胖女黑人说，“在登上大巴士之前，你给我闭嘴。”一辆车身上漆写着哈钦斯盲人院的大巴士停放在路缘上。科弗利看着一位司机帮助他们登上车，然后走上了船舶巷。

一个女佣开的霍诺拉的门。她对科弗利诡秘地一笑，仿佛她已经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事，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对他不利的想法。“她一直在等待着你，”她悄悄地说，“这可怜人儿整天都在盼望你来。”没什么可以责备的。科弗利给老姑妈发了电报，她知道他准确到来的时间。“我在厨房。”女佣说，穿过大厅走了。这房子既肮脏又阴冷。他记得那墙面原来是白白的，没有任何装饰，而如今却贴着壁纸。壁纸是格子花样，上面印了深红色的玫瑰花。他打开一扇双重门，进到起居室，起初猛然闪过一个念头：她死了。

她躺在一张破旧的高背沙发椅里。自从他最后一次见到她，这中间的几个月中，她已经失去了那肥腻的样子。她变得可怕地消瘦了。她曾经精力充沛—正如她自己说的，坚忍不拔—而现在她孱弱不堪了。但是，她那狮子般的容貌和孩子气地搁放她的脚的样子却没有变。她继续睡着。他瞧了一眼房间。这房间和大厅一样，长久没人整理了，到处是灰尘、蜘蛛网和印花的壁纸，窗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