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从高大的窗户望出去，他可以看见白雪。她醒来了。

“啊，科弗利。”

“霍诺拉姑妈。”他亲吻她，坐在沙发椅旁边的一张凳子上。

“你来，我多么高兴呀，亲爱的，我多么高兴你来了。”

“我很高兴到这儿来。”

“你知道我干了什么吗，科弗利？我去了欧洲。我没有上税，比斯利法官，那个老傻瓜，说他们要把我扔进牢房去，所以，我就去了欧洲。”

“在欧洲玩得快乐吗？”

“你还记得打西红柿仗吗？”霍诺拉问道。他在心中纳闷她是否变傻了。

“记得。”

“打霜之后，我总是让你和其他孩子到我种西红柿的地方打西红柿仗。当你们将所有的西红柿都扔光了，你就捡奶牛留下的名片扔。”这位令人敬畏的老女人竟然称奶牛冒热气的粪堆为名片，这使人想起这村子种种古怪的事。“啊，当你扔完了那些名片和西红柿，你身上已经乱七八糟了，”霍诺拉说，“如果任何人问你玩得痛不痛快，你一定会说是的。这就是我对欧洲之行的感觉。”

“我明白了。”科弗利说。

“我变了，”霍诺拉问道，“你能看得出来我变了吗？”在她的话语中，带有一点儿轻松，一点儿希望，一点儿恳求，仿佛他也许会安慰地说她压根没有变，她还能风风火火地到花园去，在白雪覆盖落叶之前将一些落叶拾起来。

“是的。”

“是的，我想我变了。我掉了不少肉。但是，我感觉好多了。”又是一副不屈的姿态。“不过我现在不出去了，因为我注意到人们并不喜欢看见我。那使他们难受。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来。我如今像一个死亡天使了。”

“啊，不，霍诺拉。”科弗利说。

“啊，是的，我是。为什么我不应该是呢？我快死了。”

“啊，不。”科弗利说。

“我快死了，科弗利，我知道，我想死。”

“你不应该那样说，霍诺拉。”

“为什么我不应该那么说呢？”

“因为生命是一件礼物，一件神秘的礼物。”他孱弱地说，尽管这几个词对于他来说具有千钧的重量。

“啊，”她解释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常常去教堂吧。”

“我有时候去。”他说。

“是高教会派教堂还是低教会派教堂？”她问道。

“低教会派教堂。”

“你们家，”她说，“一直是去高教会派教堂的。”

这是一个严酷而简单的事实。在这一古老的分歧上表述自己的时候，她是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在意的，然而现在她太孱弱了，就无法太顾忌了。她随着他的眼睛去看那肮脏不堪的墙纸，说：“看得出来你注意到我的玫瑰了。”

“是的。”

“啊，我得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但是，当我回家时，我给泰纳先生打电话，请他给我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