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她没有接。不过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米莉亚姆的名字。她睁开眼睛，伸出手，挂了电话。她将脸埋入枕间。

电话再次响起。

这一次，米莉亚姆留下了一条信息：“你好路易丝，我希望您一切都好。现在已经将近八点。米拉昨天晚上生病了。她发烧。我今天有一桩很重要的案子，我告诉过您，我今天要出庭辩护。我希望您一切都好，什么事也没有。您看到信息后给我电话。我们等您。”路易丝把电话扔到脚边。她用被子把自己裹了起来。她不愿去想自己口渴，她非常非常想小便。可她现在一点也不想动。

之前她把床推到墙边，这样可以尽可能地靠近电暖气那点可怜的热气。可这样睡，她的鼻子几乎贴到了玻璃窗上。她的眼睛转向街道上干枯的树木，似乎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了。可是她有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即便挣扎也毫无用处。她只能听之任之，这么漂着、被占领、被超越，面对任何情况都处于被动状态。前一天她收拾了那些信。她一一打开，撕毁。她把碎片扔在水槽里，然后打开水龙头。湿了之后，这些纸片都粘在水槽上，成了毫无形状可言的一团，她看着纸团在热水水流下分崩离析。电话响了，响了又响。路易丝将手机扔到垫子下，但是尖锐的铃声让她无法入睡。

米莉亚姆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几乎要发疯，她的律师袍搁在条纹扶手椅上。“她不会再来了，”她对保罗说，“保姆就这么消失也不是新闻。我听到过无数类似的故事。”她试着继续给路易丝打电话，但是面对路易丝的沉默，她毫无办法。她开始冲保罗发火。她指责他过于苛刻，把路易丝当作一个简单的雇员来对待。“我们侮辱了她。”她总结说。

保罗试图让妻子回归理性。路易丝也许碰到了什么问题，她也许出了什么事。她根本不敢这样，毫无解释地消失。她这么爱孩子，不可能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与其去想这些没边的事情，你还不如去找到她家的地址。看看她的合同。如果一小时后她再不接电话，我就去她家。”

米莉亚姆蹲下来，正在抽屉里翻合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路易丝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请求原谅。她病得太厉害了，下不了床。早晨她又睡过去了，所以没能听到电话。她至少重复了十遍：“我很抱歉。”理由如此简单，完全出乎米莉亚姆意料。她觉得自己有点羞愧，竟然没有想到这点，就是单纯的健康问题。就好像路易丝是战无不胜的，就好像她不知疲倦，从来不会生病。“我明白了，”米莉亚姆回答道，“您休息吧，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保罗和米莉亚姆打电话找了朋友、同事、自家的亲人。最后总算有个人给了一个大学生的电话号码，说是“有可能救急”，如果运气好，也许会同意马上过来。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金发姑娘，很难让米莉亚姆产生信任感。在房门口，年轻姑娘慢慢脱下高跟短靴。米莉亚姆注意到她的脖子上有个很可怕的刺青。听到米莉亚姆吩咐，她回答说“是”，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但只是为了摆脱这个神经质的、喋喋不休的雇主。看到米拉在沙发上昏睡，她又演得有点过火了，好像很爱她似的。她装出母亲般的焦虑，而她自己还几乎是个孩子。

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糕的，晚上，米莉亚姆回到家里，她才是真的崩溃了。房子混乱得不像是人类的居所。客厅里玩具扔了一地。脏兮兮的碗碟堆在水槽里。小桌子上已经干瘪的胡萝卜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年轻姑娘站起身，就好像被放出单身囚室的罪犯一般舒了口气。她把钱塞进口袋里，冲向大门，手里握着手机。晚些时候，米莉亚姆在阳台上发现了十来个錽过的烟头，孩子们房间的蓝色衣柜上，有一个融化的巧克力冰激凌，已经破坏了家具的油漆层。

十一

三天里，路易丝一直在做噩梦。她没有真的进入睡眠，而是坠入一种错乱的昏沉中，各种念头混在一起，更加剧了她的不适感。夜里，她的内心仿佛一直在号叫，撕扯着她的五脏六腑。衬衫贴在身上，牙齿直打寒战，指甲深入在沙发床的床垫里。她觉得自己的脸被一只高跟鞋踩住了，嘴里都是泥土。她扭动着胯部，就像摆尾的蝌蚪。她真是耗尽了所有的气力。醒来就只是喝水、上厕所，然后她又回到自己的巢穴里。

走出睡眠的感觉仿佛是从海水深处浮上来一般，游得太远，缺少氧气，周围是一潭黏稠的、暗淡的泥浆，我们只能祈求多一点空气，有足够的力气浮上水面，贪婪地吸上一口气。

在花皮面的小本子上，路易丝用了亨利蒙多尔医院一位医生用的术语：“谵妄性抑郁。”她觉得这个术语很美，她的忧伤突然间多了一层诗意，带上一分逃离的意味。她的字体很独特，都是大写字母，歪歪扭扭，十分用力。在小本子的内页上，她写下的这些词语就像是亚当搭建的积木房子，摇摇晃晃。搭建的唯一乐趣就在于看着它坍塌。

平生第一次，她想到了衰老的问题。不再在应有轨道上的身体，某些动作竟然就能带来深入骨髓的疼痛。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还有多病的衰老所带来的恐慌：就这么躺着，病恹恹的，在这间小公寓里，窗户都是灰蒙蒙的。这一切挥之不去。她恨这个地方。淋浴间钻出来的湿漉漉的味道包围着她。甚至嘴巴里都是。每个连接处，每个缝隙里都长满了灰绿色的青苔，她发疯般地擦啊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