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着请求把门开着，或是要妈妈再讲一个故事，要一杯水，或发誓说自己看到了魔鬼，说自己还饿，安娜·卢维埃总是很快失了耐心。

“我也一样，”路易丝曾经对他承认说，“我也害怕睡着。”对于他的噩梦，她总是表现出非常理解的样子，她能够长时间地抚摸他，用她那散发着玫瑰花味道的修长手指陪伴他一起走向睡眠。她说服了她的雇主，孩子睡觉的时候，在他的房间里留一盏灯：“我们没必要让他那么害怕。”

是的，她的离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很想她，非常非常想她。他讨厌代替她的那个年轻姑娘，到校门口来接他放学的大学生。她和他说英语，因为就像母亲说的那样，要“鼓励他智力发展”。他恨路易丝离开了他，恨她没有坚守曾经的、炽热的许诺，恨她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她说过她会永远对他那么好，说他是她的唯一，不可替代。有一天，她不在了，可艾克托不敢提出问题。他没有为这个离开他的女人哭泣，因为尽管他们在一起八年，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可笑的，人们会因此嘲笑她，即使有人显示出同情，也多半是装出来的。

艾克托低下脑袋。他没有说话。他母亲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手放在他的肩上。她对他说：“没什么，亲爱的。”可是安娜很激动。面对警察，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罪恶感。她似乎想承认一点什么，很久以前她有可能犯的一个错，现在要为之付出代价。她总是这样，无辜、偏执。过海关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担心得浑身湿透。有一天，她往酒精测试仪上吹气，故意有所节制，不按照要求大口吹，因为她觉得自己会被捕的。

警官是个很漂亮的棕发女人，浓密的头发扎了个马尾，坐在他们对面的办公桌上。她问安娜是怎么认识的路易丝，出于什么原因聘用了她，让她成为孩子们的保姆。安娜很平静地回答问题。她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让女警官满意，给她提供线索，尤其是搞明白为什么路易丝会受到指控。

路易丝是一个朋友推荐给她的。朋友说路易丝很好，而且她本人对路易丝也非常满意。“您也能看出来，艾克托非常依恋她。”女警官微笑地望着少年。她回到办公桌后，打开卷宗，问道：

“您还记得马塞夫人给您打过电话吗？一年多以前，一月份？”

“马塞夫人？”

“是的，您想想。路易丝说您可以为他们提供参考，米莉亚姆·马塞想要知道您对路易丝的看法。”

“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和他们说，路易丝是个非常特别的保姆。”

他们在这间冰冷的房间已经待了两个小时，其间没有任何别的消遣。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张照片散落在外面。墙上也没有钉什么通告，或是寻人启事之类的。有时，女警官一句话没讲完便停下来，说声“抱歉”就出了办公室。安娜和儿子透过玻璃能看到她在接手机，或是在同事的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再不就是喝杯咖啡。可安娜和儿子不想说话，哪怕是为了放松一下。他们并排坐着，尽量避免——或者是假装的——忘记他们并非独自一人。他们只是大声喘着气，站起身来围着椅子转上一圈。艾克托翻阅自己的手机。安娜把她的黑色皮手袋抱在怀里。他们很无聊，但是他们或许是太礼貌了，或者是太怯懦，不敢在女警官面前显露出一丝不悦。他们精疲力竭，但很顺从，就等着她说，他们可以走了。

女警官打印出材料，递给他们。

“请在这里，还有那里签字。”

安娜弯腰签字，她没有抬起眼睛，不带任何情感地问：

“路易丝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她被指控杀了两个孩子。”

女警官有黑眼圈。紫色的、浮肿的眼袋使得她的眼神显得格外沉重，非常奇怪的是，这让她看起来更加美丽了。

艾克托走在大街上，在六月的暑气中。姑娘们如此美丽。他想长大，获得自由，成为一个男人。他的十八岁让他不堪重负，他希望能够远远地将他的十八岁甩在身后，就像他刚才把母亲留在了警察局门口，神情迷茫，没有反应。他意识到，刚才在警察局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或惊恐，而是终于松了口气，大大地松了口气，虽然不无痛苦。甚至有些欢喜。就好像长期以来他都深受威胁，一种纯洁的威胁，模糊的，难以表述的。这种威胁，只有他、他的眼睛和他那颗孩子的心能够看到、感受到。命运希望这威胁能够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

女警官似乎能够理解他。刚才，她仔细打量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冲他笑了一下。那种对逃离危险的人露出的笑容。

一整夜，米莉亚姆都在想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鸡架。只要一闭上眼，动物的骨架就浮现在她面前。它就在那里，在她身边，在她床上。

她一下子喝光了杯中的葡萄酒，手放在桌子上，眼角的余光扫视着那具鸡架。她不想去碰它，不想感受到碰触它的感觉，觉得很恶心。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可能会发生点什么，觉得那动物没准儿会活过来，跳到她的脸上，粘在她的头发上，将她逼到墙边。她走到客厅就着窗口抽了支烟，然后回到厨房。她戴上塑料手套，将鸡架扔进垃圾桶里。连同盘子以及旁边的抹布一起扔掉。她以最快的速度把黑色的垃圾袋送下楼，回到大楼里的时候她用力关上了大楼的门。

她上了床，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简直连呼吸都困难。她试着入睡，但是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