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既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也是一个情节。杀人动机因而也成为这曲“温柔之歌”的动机，叙事者围绕这个“动机”叙述，读者围绕这个“动机”坚持到最后，无非都是想揭开这个谜。在这个意义上，叙事者——虽然是全能的、无所不见的叙事者——和读者一样无能，都是在借助探寻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想要弄清楚，一个看上去平常、柔弱——作者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路易丝纤细的胳膊、瘦弱的腰肢——“面庞如同海水般平静”的女人何以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恶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小说连接起来的另外两个层面上，作者想知道，小说里的人物也想知道：米莉亚姆，保罗，甚至是已经有了思想的米拉，还有出事的当天，大楼下聚集的人群。

对于这个问题，在阅读小说之前，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些答案，通过我们的经验。既然是社会题材，它的答案应该是社会的。就好像杜拉斯在做记者的时候，对社会边缘人物的描写与同情：他们因为边缘杀人，因为被弃，因为受到侮辱，因为种族冲突，因为性别歧视，甚或因为阶级冲突。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绝望。再不，就像在作者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中的主人公那样，因为某种隐秘的、无法描述的、没有合理出口的欲望——尤其事关女人。只是较之上一部小说，《温柔之歌》显然更加平庸和日常。保罗夫妇固然不是路易丝这样的社会底层，却连中产都算不上，虽然住在还算体面的街区里，其实只是大楼里“最小的一个户型”。米莉亚姆的工资也和需要付给保姆的工资相差不了多少。而且，和世界每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的角落里的平常人一样，“如果她（米莉亚姆）重新开始工作，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求助于政府救济，因为收入超过了规定；而请个保姆又似乎捉襟见肘，这就让她在家庭上做出的牺牲变得不值”。也就是说，雇主和雇工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流与边缘、第一性与第二性、主观上的侮辱与被侮辱的关系。甚或这里面连个爱情故事都没有，保姆和雇主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感情纠纷。

那么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呢？因为内心的邪恶吗？随着情节的推进，似乎有一些表征。看顾孩子的时候，路易丝喜欢讲的故事很特别，有些残忍，因为在她的故事里，主人公从来都是可怜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我们习惯的童话故事里所期许的幸福结局。作者不知道，叙事者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残忍的故事都从哪里来的，唯一的解释是路易丝的心底有一片“黑暗的湖”抑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不仅年幼的米拉为这片“黑暗的湖”所吸引，我们又如何能够否认，我们心底里都有这么一片“黑暗的湖”呢？几乎是与生俱来。况且在路易丝的身上，她表现出来的人性黑暗不过是一闪而过。路易丝加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中，至少在开始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他们对她也充满感激。他们用自己认为妥当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给她买小东西，设家庭晚宴的时候邀她入座，向朋友们介绍她，就像介绍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们甚至带她去希腊度假，去看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

事情或许就是从去希腊度假开始的？她隐约发现了生活还可能是别的样子，而不是她逆来顺受的唯一道路。一旦坠入兰波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啊，必然和包法利夫人一样幻灭，知道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转向另一种可能的机会。路易丝之所以能够平安地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只是因为她不像爱玛·包法利夫人那样，读过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或者去过昂代维利埃侯爵的府上——可她如今去过希腊了——培育过不属于自己的欲望。于是，保姆路易丝自己都不知道，从希腊度假回来，回到自己狭窄的单间公寓里，暗暗期待着保罗夫妇求助于她时，她已经将附着于这个家庭当成自己实现价值、改变境遇的救命稻草了。

只是这根救命稻草如此脆弱。在路易丝要抓住这根稻草的时候，阶层的差异便显现了。保罗一家与路易丝的相处看似与不同阶级阶层的矛盾无关，只与得到“公平、合法、合理、自由”等一系列大革命价值观保障的利己主义相关。路易丝越是深入这个家庭，越是容易引起保罗和米莉亚姆的警觉，他们不再能够单纯地沉醉于路易丝让这个家庭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的种种魔法，内心里开始暗流涌动，有过几个回合的试探、妥协与斗争。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在《温柔之歌》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不和谐音，同时也是旋律动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丝：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和保罗一家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格林伯格夫人说她在出事前见过路易丝。凭借自己的想象，她并不见得很忠实地回忆说，路易丝向她坦陈自己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债务堆积，无法应对。格林伯格夫人简单地将杀人的原因解释为路易丝将自己的绝望处境转化成对这个社会的仇恨。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原因可能更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