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庞如海水般平静”的她的唯一信念是要在保罗一家继续待下去，她害怕两个孩子长大了，她在这个家庭的价值会骤然消失，于是她一厢情愿地希望夫妻俩再生一个孩子，于是她一厢情愿地铲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现在的两个孩子。

在《温柔之歌》里，人与人的不可沟通自然不仅仅是通过路易丝来体现的。和路易丝构成两极形象的米莉亚姆也无比孤独。受过教育，改变出身，突破传统，这一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诱惑和号召并没有能够让她走出孤独的宿命。米莉亚姆是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也承载着种种因为丰富和世界性而带来的内心冲突：种族、性别、公正的价值观与不可抗拒的利己主义。她应该算是《温柔之歌》里的人物高潮，与杀人但因果链单纯得令人觉得荒诞的路易丝彼此映衬，共同将小说——以及事件——推向了杀人这一出口。她一路都在抗争，用教育抗争出身，用职业奋斗抗争性别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个律师——的信仰来抗争社会身份的责任带来的不适感。甚至不需要同为女性，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米莉亚姆“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米莉亚姆需要抗争才能够进入职业生涯：她与丈夫保罗的关系不坏，然而在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权益时，她在心里对暴露出自私面目的保罗（这种自私她又何尝没有！）说：我恨你！进入职业生涯，她同样需要抗争，才能克服因为不能照顾孩子而带来的罪恶感。

身份同样是米莉亚姆微妙的隔离感所在。米莉亚姆是北非人，但是她不愿意和孩子说阿拉伯语，聘用保姆的时候也暗下决心，不想聘用同一种族的人，原因是“担心自己和保姆之间会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和亲密感”。——一个表面上已经融为一体的社会所隐藏的更为细小却无处不在的分裂，只通过这么一个念头轻轻松松地道了出来，这的确是年轻的蕾拉的功力。

于是我们毫不怀疑，杀人必然成为事件解决的唯一出口。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中，必然要通过死亡——杀人或自杀——来达到戏剧的高潮。所以我们接下去的问题是：西方社会从十九世纪不就已经将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