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苏州河上升起薄雾。沈砚之、周晓阳和王振华三人沿着北岸步行，向新声无线电零件厂走去。沈砚之已换上普通的干部装，手提公文包，完全是一副公务人员的模样。

“这家厂是1950年1月正式登记的，前身是私营‘光华电器修理铺’，老板叫赵光华，四十六岁，浙江宁波人。”王振华边走边低声介绍，“解放前就在这一带修收音机、留声机，技术不错，小有名气。去年底，他用积蓄加上从人民银行贷的款，盘下了听涛轩这栋楼，扩建成小工厂，招了二十几个工人，主要生产收音机用的线圈、电容、旋钮等配件。”

“背景调查过了吗？”沈砚之问。

“查过。赵光华历史清楚，解放前就是个小业主，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工人也都是通过街道居委会招的普通市民，成分清白。工厂生产正常，产品供应给上海几家国营无线电厂家，账目清楚，按时纳税。”王振华顿了顿，“至少从表面看，没有任何问题。”

“听涛轩原来的产权归属呢？”周晓阳问。

“复杂。”王振华道，“这栋楼建于1925年，最初是一个英国商人的房产。1937年淞沪会战后，英国人撤离，房产被汪伪政权接收，后来成了‘黄浦同风会’的驻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其作为敌产没收，但不知何故没有公开拍卖，而是委托给一个叫‘大通信托公司’的私营机构代管。1949年4月——注意，这个时间点是上海解放前一个月——大通信托突然将听涛轩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赵光华。交易手续齐全，表面上合法。”

“大通信托公司查过吗？”

“查过，背景更复杂。”王振华压低声音，“这家公司1946年在上海注册，主要业务是房产中介和小额信贷。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它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用于洗钱和安置资产的空壳公司之一。公司负责人叫吴世安，上海解放前夕失踪，据说去了台湾。”

沈砚之眉头微皱。一条清晰的线索链浮现：国民党特务机关控制的公司，在解放前夕将一处曾为神秘组织驻地的房产，低价出售给一个历史清白的普通技术员。这太像一种精心的资产转移和潜伏安排了。

“赵光华本人，有没有可能被胁迫或收买？”周晓阳问。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根据居委会和邻居反映，赵光华为人本分，技术好，对工人也不错。解放后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还参加了工商联的学习。看不出异常。”王振华回答。

谈话间，三人已来到一栋三层红砖建筑前。建筑外观普通，墙上爬着些枯藤，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新声无线电零件厂”。临街的一楼是门市部，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各种无线电零件，还有几台成品收音机。时间尚早，门市部还没开门，但能听到楼里传来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他们绕到侧门，敲了敲。一个穿着工装、满手油污的年轻工人开了门。

“同志，找谁？”

“我们是商业部调研组的，想了解一下上海无线电工业的恢复情况。”沈砚之出示了工作证，“赵厂长在吗？”

“厂长在楼上车间，你们等等，我去叫。”年轻工人擦了擦手，跑上楼去。

趁这工夫，沈砚之快速扫视了一眼门内的景象。这是个天井改造成的组装车间，几张长条桌上摆满了各种零件、工具和半成品，五六个工人正在忙碌。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焊锡和机油的味道。一切看起来就是个小作坊的正常生产场景。

但沈砚之的目光被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木架吸引。架子上堆着些旧收音机外壳、破损的喇叭和一堆凌乱的电子管。引起他注意的是最下层的一个纸箱，箱子上用毛笔写着三个字：“废件库”。字迹苍劲有力，与这简陋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那“库”字的写法——右边的“车”字下面是一个变体的“锚”形图案，与沈砚之在天津“盐坨祠”书案上看到的那个雕花装饰几乎一模一样！

“义安社”的标记！虽然极其隐蔽，但沈砚之绝不会认错。

他不动声色地移开视线。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个中等身材、戴眼镜、穿着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下来，正是赵光华。

“各位领导，欢迎欢迎！我是赵光华。”赵光华笑容憨厚，双手在工装上擦了擦才与沈砚之握手，“厂子小，条件简陋，让领导见笑了。”

“赵厂长客气了，我们是来学习的。”沈砚之微笑道，“中央重视无线电工业的发展，上海在这方面基础好，我们下来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好制定扶持政策。”

“那可太好了！楼上请，楼上请！”

赵光华引着三人上了二楼。二楼是主要生产车间，摆放着绕线机、冲床、注塑机等设备，十几个工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车间虽然拥挤，但整理得井井有条，原料、半成品、成品分区明确。

沈砚之一边听着赵光华的介绍，一边仔细观察。车间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工人们专注工作，机器运转有序。但他注意到几个细节：

首先，车间的窗户都挂着厚厚的窗帘，虽然现在是白天，但主要靠电灯照明。赵光华解释说是为了防止灰尘进入影响精密零件生产，但这个理由有些牵强。

其次，车间的布局有些奇怪。最里面有一间用木板隔出的小办公室，门紧闭着。办公室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上海市区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和线条，不像一般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