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或行政地图。

第三，沈砚之的耳朵捕捉到一种极轻微但持续的有节奏的“嘀嗒”声，混杂在机器噪音中。那声音……很像老式发报机按键的声音，但更轻、更规律。

“赵厂长，你们生产的零件主要供应哪些厂家？”沈砚之状似随意地问。

“哦，主要是上海无线电一厂、二厂，还有南京的曙光厂。”赵光华回答流利，“现在人民群众都想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收音机供不应求，我们的零件也跟着沾光。”

“技术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嘛……主要是原材料供应不稳定，有些特种金属和绝缘材料不好买。另外就是技术工人短缺，无线电这行需要有一定文化基础，我们厂的工人都是边干边学。”

谈话间，沈砚之的目光落在地图旁的一个工作台上。台上散落着一些图纸和计算草稿，他瞥见其中一张草稿纸上画着一个复杂的电路图，旁边标注着一些公式和参数。沈砚之受过专业的电讯训练，一眼就看出那不是普通的收音机电路，而是某种高频放大和滤波电路，常用于……无线电侦听或定向。

“赵厂长对无线电技术很精通啊。”沈砚之走近工作台，拿起那张草稿纸，“这个电路设计得很巧妙。”

赵光华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随即笑道：“领导过奖了，我就是喜欢钻研。这个是想改进收音机的选择性，减少邻台干扰，还不太成熟。”

“哦？”沈砚之指着电路中的一个反馈回路，“这个设计思路很特别，我在苏联的无线电教材上见过类似的，用于短波接收时的自动增益控制。赵厂长看过苏联的技术资料？”

赵光华的笑容有些僵硬：“没……没有，我就是自己瞎琢磨。苏联的技术先进，我们哪里比得上。”

气氛微妙地变化了。沈砚之放下草稿纸，转而问道：“赵厂长，这栋楼原来是叫‘听涛轩’吧？名字很有意境。”

“对，对，听涛轩。我买下的时候牌子还在，我觉得这名字挺好，但现在是新社会了，搞生产要紧，就换了个实在的名字。”赵光华搓着手，“领导要不要看看我们的仓库和质检？在三楼。”

“好啊。”

三楼一半是仓库，堆放着原料和成品；另一半是质检室和休息室。质检室里摆着几台测试仪器，一个女技术员正在检测一批线圈的参数。

沈砚之的目光再次被一个细节吸引：质检室墙上挂着一本月历，是1950年4月的。月历上，4月21日这一天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而4月21日，正是农历三月初五，离天津“盐坨祠”提示的上一个可能开启时间“三月三”只差两天！

是巧合吗？

“赵厂长，这个圈是？”沈砚之指着月历。

“哦，那是我们计划交货的日子，标出来提醒自己。”赵光华回答得很快。

沈砚之点点头，没再追问。他又在仓库转了一圈，没发现其他明显异常。但当他准备下楼时，经过楼梯转角处的一个杂物柜，柜门虚掩着，他看到里面堆着些旧书籍和文件。最上面是一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封面一角，有一个极淡的铅笔印记——又是一个变体的“锚”形图案。

“赵厂长，我们就不多打扰了。”沈砚之收回目光，向楼下走去，“感谢你的介绍，我们对上海无线电工业的情况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如果厂里有什么困难，可以通过工商联向有关部门反映。”

“谢谢领导关心！一定，一定！”

离开新声无线电零件厂，走到苏州河边一个僻静处，三人才停下来。

“沈工，你发现什么了？”周晓阳迫不及待地问。

沈砚之沉声道：“这个赵光华绝不简单。至少有三处疑点：第一，车间窗户遮光过度，可能为了掩饰某些不宜见光的行为或设备；第二，他画的那个电路图，是专业级的无线电侦听电路，绝不是普通收音机改进；第三，月历上4月21日的红圈，与农历三月初五有关，而三月初三在天津的线索中是重要时间节点。”

王振华补充：“还有，你们注意到那个女技术员了吗？她检测线圈时用的测试方法很专业，手指的动作特别稳，不像是普通工厂技术员，倒像是受过长期训练的电报员。”

沈砚之点头：“我也注意到了。而且，她在我们进入质检室时，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测试仪器的显示面板，虽然只是一瞬间，但那是保密习惯。”

“所以，这个厂子很可能是个伪装？”周晓阳问。

“至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零件厂。”沈砚之看向河对岸的厂房，“赵光华可能不是‘听涛生’，但一定是‘听涛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甚至，听涛轩这栋楼里，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无线电监听站。”

王振华倒吸一口凉气：“监听站？监听谁？”

“可能是我们党的广播，可能是军用电台，也可能是……与‘义安社’相关的秘密通讯。”沈砚之分析道，“‘听涛生’——聆听电波涛声的人。这个代号本身就暗示了其职能与无线电监听有关。而‘风声水起之地’，也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能够‘听风’（监听电波）的临水之地。”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直接搜查？”周晓阳问。

“不行，证据不足，而且容易打草惊蛇。”沈砚之摇头，“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最好能监听到他们的通讯内容，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组织网络。王振华同志，你能不能想办法在附近安排一个隐蔽的观察点？”

“没问题。听涛轩对面有一栋旧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