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一书。（译注）

[3] 内斯比战役：战争中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军队打败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主力军队。（译注）

[4] 1745年的大恐慌：174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又称“四五叛乱”，旨在恢复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室。此次叛乱对十八世纪英国是个很大的挑战。（译注）

[5] 缅甸（Burma）和婆罗洲(Borneo)在英语中发音相近。（译注）

第八章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1898年的那个春天。那一天，他步行穿过布鲁克菲尔德的村庄，仿佛身处梦魇之中。他几乎想要逃到另一个世界去——那里依旧阳光明媚，与这个世界全然不同。他和小福克纳在校门口的小路上约着见面。小福克纳见到他问：“老师，请问我下午可以请假吗？我家人要来了。”

“哦？你说什么？好，可以……”

“我可以也不参加晚祷了吗?”

“好……好……”

“那我可以去车站接他们吗?”　

“你爱哪儿去哪儿去，我才懒得管呢。我妻子死了，孩子也死了，我恨不得自己也死了算了。”他差点就把这些话说出口。

但他只点了点头，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开了。他不想和别人说话，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吊唁。他想，如果自己能在别人好心安慰以前，就能接受这个现实该有多好。这天，他如往常一样，在点过名后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他让学生们背语法，自己则一直在讲台旁面无表情地发呆。忽然有个学生说道：“老师，桌上有很多您的信。”

他胳膊肘下确实压着不少信，而且全是指名寄给他的。他拆开一封封信后，发现每封信里除了一张白纸外，什么也没有。他心不在焉地想：这可真是件怪事。不过他什么也没说。与他心中强烈的悲伤相比，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直到几天后，他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个愚人节的玩笑。原来那天是愚人节。

她们是在同一天去世的——母亲和刚出生的婴儿。那天是1898年4月1日。

第九章

奇普斯从宽敞的学校公寓搬回到自己原来的单身公寓。一开始，他打算不再任舍监了，但校长最终说服他留了下来。后来他还挺庆幸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因为工作让他不至于闲着无聊，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他变了，每个人都发现了这一点。如同婚姻改变了他一样，爱妻的过世也改变了他。奇普斯从起先的萎靡不振中走出来后，骤然变老了。学生们开始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老头”行列。这并非是因为他不如从前那么活跃了——一场板球打下来，他仍然能赢50分；也并不是因为他对工作失去了兴趣或热情。其实，奇普斯的头发早几年就白了，只不过在那时人们才真正第一次留意到他生了白发。他当时50岁。一次，他在打完几局墙手球[1]后，无意中听到一个男孩子说：“这个老家伙玩得可真不赖啊。”此话不假，他在打得和25岁的小青年一样好。80多岁的奇普斯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会咯咯直笑。“50岁的人就算是老家伙了，是吗？当时说这话的人是内勒，他自己现在也快50岁了吧！我倒要看看，难道他现在还会这样想？上次我听说他在做律师，律师都长寿，看看霍尔斯伯里[2]就知道了……呃……82岁还在当大法官，99岁才过世。内勒也能活那么久！50岁就算老——怎么能这么说，50岁对他们那样的人来讲还很年轻呢。连我自己50岁时，都还算是个毛头小伙子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话没错。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奇普斯身上多了股成熟气质。这气质将他言谈举止的新习旧习、多年不变的幽默融合得天衣无缝。他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大大小小的纪律问题，他也不再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和自我价值感到不自信了。他发现，自己对布鲁克菲尔德学校的自豪感让他对自己和自己的职业都充满了自豪感。教师这一职业赋予他极大的自由，让他可以做自己。他在学校资历最深，做事成熟老练，因此可以享受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他也可以时不时地冲着其他老师和牧师发发自己古怪的小脾气了。他的长袍再破，只要能穿他就不丢。当他站在大讲堂台阶旁的讲台上点名时，整个人带着一派神秘的不羁。他捧着点名册——长长的名单压在板子上，边缘微微卷起。他每走过一名学生，那个学生就要报上自己的姓名；奇普斯确认后，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后打勾。奇普斯确认是不是学生本人的那一瞥，是全校学生们最容易也最爱模仿的——他把钢框眼镜滑到鼻子上，眉毛一边高一边低地向上挑着，目光是半信半疑。有风的日子里，风把奇普斯先生的破烂长袍、花白的头发，一并他手里的名单都吹得乱糟糟的，那模样令人捧腹，于是整个点名过程变成了午后运动和上课之间的愉快插曲。

后来，点名册上的有些名字甚至会反复地自动跳进奇普斯的脑海里，犹如时不时在耳边响起的一段段的合唱曲……

……安斯沃斯，阿特伍德，埃文摩尔，巴布科克，巴格斯，巴纳德，巴森斯韦特，巴特斯比，贝克尔斯，贝德福德·马歇尔，本特利，百斯特……

另一串名字：

……昂斯莱, 维尔斯, 沃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