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有了，从军官到士兵，个个都显得谦卑、沉默、孤单。战败的军队就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这种遭遇我们也有不少，但我们最终是胜利者，这足以让人自豪终生。我们让日本战俘去修被八路破坏了的铁路，大热天他们干得汗流浃背，却找不到一个偷奸耍滑的人，仿佛是在为他们的国家修路。八路有时来偷袭我们，躲在远处放冷枪，要是没有命令撤退，这些日本战俘从不会惊慌失措，该抡䦆头的抡䦆头，该抬枕木的抬枕木。说实话，我欣赏这样的军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有时我们为了保证修路的进度和这些日本战俘的安全，不得不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开路，向可疑的地方扫射。看着我身后抱着双手观战的日本战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了。那个曾经挑衅过我的日军大尉有一天似乎为了讨好我，说：“八路的，土枪土炮的干活，只能吓鸟儿的干活。我们的修路，狠狠地修路的干活。”我斜着眼看着他，尽量掩饰自己心中的羞愧，对他喝道：“干活去，少他妈啰嗦！”

为了打通交通线，我们不得不靠武力进入一些村庄。这些赤色化了的村庄从村长到妇女、儿童，头上都戴着八路的灰布军帽，腰间扎着从日军身上扒下来的宽牛皮带。老百姓似乎都站在八路一边，这不能不让人心惊。如果说抗战时期他们是土八路的话，现在他们的装备和远征军时期差不多了，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壮大了，就像一个少年在别人不察觉的时候，忽然长成了一个精壮小伙子。

在一个叫刘庄的地方，八路正规军的一个连试图阻止我们，但我们开着装甲车缓缓进庄，用上面的重机枪和小炮对准他们，还用大喇叭告知他们撤离。说我们是政府的军队，奉命前来维持本地治安，等等。那时毛泽东和蒋委员长还在重庆谈判，八路军从法理上说还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军队，都是同一政府的武装，怎么能兵戎相见呢？我接到的命令是，八路如果敢开第一枪，就以叛匪对待，格杀勿论。

在我们强大的武力威慑前，八路退却了。他们总会在撤退之前跟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辩，说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他们的游击区，他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周旋的时候，国军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不是你们一家打的。蒋委员长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中国很大，到处都是战场。国军在滇缅战场打鬼子时，你们又在哪里？

那时有个很常用的词汇“摩擦”，延安的广播电台总是指责国军是“摩擦专家”，在山东，在晋察冀，在东三省，国共双方一边谈判一边不断发生“摩擦”。在宴会桌上高举酒杯高调唱着和平时，桌子下却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李弥军长的说法是：“摩擦嘛，国共之间打日本人时都在搞，现在搞一搞又何妨？你总不能让‘军调部’的那些人没事干喝茶吧。”

开初时，我们和共军的“摩擦”有些像小孩子掐架，先互相谩骂，试探对方，但还不至于大打出手。我们要代表政府进入八路当年的游击区，恢复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八路当然不听这一套。但我们就像当年的日军，仗着自己有坦克装甲车，把八路从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县城又一座县城威逼出去。后来八路开始反击，他们没有坦克，但他们人多，甚至可以动用上千的老百姓，围住我们的一个排或一个连，用唾沫星子把国军赶走。我奇怪山东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激昂的口号啊。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瓜皮烂水果中撤出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是国军，总不能向老百姓开枪吧。

李弥军长对我的怯阵大为光火，把我叫到军部申斥了一顿，他说美国人给你装备的是烧火棍吗？是根烧火棍你也得打他几棍子呀。我说我怕捅了娄子，八路又把我们告到“军调部”，给政府的谈判抹黑。那时在青岛就有由国府、中共和美国人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小组”，专门处理国共之间的摩擦。我在前方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军营里人心浮动，配属到连队的政工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官兵们开会，讲共产党如何勾结苏俄，赤化中国，妄图以共产主义取代国父的三民主义，如何在自己的防区里捕杀士绅、掠夺私产，共产共妻、毁灭传统。而我们国军是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维系国统，惩治叛乱。我不知道这些讲演会对士兵们的作战勇气有多大帮助。有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士兵的谈话，一个说，土八路那边是不是少女人，要几个人合用一个老婆？另一个回答道：哪个男人不喜欢多搞几个女人，我们这边有钱的人还娶几房姨太太呢。土八路穷，就要把那些姨太太抢过来大家共用，所以穷人都往他们那边跑。

敢情。先前问话的士兵说，那我们是有老婆的人和没老婆的人在打仗。可是我也没有老婆啊。

唉，这些全副美械装备的壮丁兵，我连训斥他们几句的心思都没有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抗战时期我们都可以读到，上面的那些社论常常让人热血沸腾。正如共产党人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要是有了民主体制，哪里还会有内战？哪里还会有军阀、独裁以及政府的腐败？当一个社会有了不同的政党或政见，人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甚至真理的跫音。人们用语言反对你，总比用枪炮对着你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直在呼吁组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人民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于蒋介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