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我对共产党的主张还认识模糊，认为大敌当前，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抗击日本鬼子的话，现在我对那些专制、独裁，不让别人说话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深恶痛绝。弱小的一方希望用民主来分享权力，而强大的一方，则要用拳头来把民主打得头破血流。民主是个美丽的女人，有人要精心打扮她，有人却要强暴她。兄弟们哪，有没有老婆是个人的问题，有没有民主宪政，要不要和平建国，才是国家的难题，战争的根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站错了队。

胶东的冬天真是冷啊，大地荒凉，群山苍茫，寒风刺骨，万物肃杀。而比凛冽的北风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从延安的电台中听到，昆明的军警竟然围攻西南联大，向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开枪扔手榴弹。这是我们国家的军队干的事情吗？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关麟征曾经是抗日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战将。但我敢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一个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开枪，那他所有的荣耀都被玷污了。他完了。这样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个报应迟早要来的。

1946年新年刚过不久，收音机里传来了让人振奋的消息，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部队里上下都在谈论停战后的打算，一些青年军官计划重新回去上大学，没有上过大学或因战争中断了学业的，只要有复员证，都可以免试进大学。我也在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这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未来，但我可以脱下这身已不让我感到光荣的军装了。

但李弥军长却还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颗星，晋升我为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战室，说：“廖营长，你差我一个娄子。”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问：“军长，我没干什么呀。”

李弥军长诡秘地笑笑：“军人什么都不干，国家养兵做什么？给我捅娄子去。把你上次丢的那个村庄给我夺回来。”

我就不明白了，“军长，国共不是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吗？你让我去打共军，这娄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娄子捅得越大，上面越高兴。”他解下腰间的皮带，丢到作战桌上，让我跟他到地图前，指着我撤出的那个村庄说：“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说。你以为共产党会像大学教授那般爱和平？别相信停战协定上那些文绉绉的屁话。”

命令下来了，我营以一个加强连配属两辆装甲车、五门山炮进攻那个叫深水井的村庄，另外两个连策应。据情报和我自己的判断，那里只有共军正规军的一个排，还有一些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