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更开放了，我们终于被允许以旅行者的名义来到龙陵和松山。但我们受到严密的监控，每一个旅行团成员身边至少有三到五个中方人员。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在松山战场还是龙陵战场，都不准做任何祭祀活动，包括不准带水酒、饭团、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们只有在房间里面对松山跪拜祭奠。有一个团员动静搞大了，在祭祀时失声痛哭，还高唱当年的征伐歌谣，结果被随团的中国翻译告发了，他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差一点被提前遣送回国。

1987年，我第二次来到中国，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龙陵见到了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他呢？我们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对手。我的肩膀上还留有我们在松山搏斗时他撕咬后留下的肉坑。每当抚摸这个肉坑，我就会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变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终战诏书”下达之时，我还被关在昆明的战俘所。有一天看守我们的美国宪兵忽然带来一个重庆军的少校军官，竟然是老冤家赵先生。他也在昆明养伤，脸被烧坏了。那天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开初我以为他是来羞辱一个战败者的，但后来我发现赵先生毕竟是有教养的人，他跟我谈未来，说和平后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国家的栋梁，要为自己的国家努力建设啊。再不要战争了。我当时真的很感激他。他还在第二天专程前来送给我一副眼镜。因为我的眼镜腿早就断了，一直用胶皮膏药粘着。他还送我一枚扣针纪念章，上面有一句箴言，我至今还记得——“人道高于一切”。中国人啊，当他们是胜利者时，他们有一颗温软的心；当他们是失败者时，他们又有一个弱者极强的自尊。但无论何种情况下，他们的尊严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们最敏感的东西。他们的反弹常常是不讲道理的，非常极端的。他们认定的事情，轻易不会改变，哪怕他们的观念明显地落后于时代。

人们说赵先生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牢，但他面对我的追问从不多说任何原因。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了。他下午像山洪暴发般说了那么多，真是让我惊讶。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轻时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我曾经问过赵先生，你们松山战役阵亡者的碑在哪里，陵园在哪里。他竟然不肯回答，仿佛有什么隐情。只说在大地上，有他们阵亡将士的血骨，就有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骄傲。还有比松山更大的丰碑吗？这是诗意的反诘，你却可以看出这是不负责任的搪塞。赵先生是个对中国文化很有造诣的人，但我看他战后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老了，老得两手空空。这个国家在战后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赵先生的命运，或许有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对手了。我和他讨论李白和杜甫，受益匪浅啊。但这个人很傲慢，尽管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成交”，我认他做朋友，他却始终有所保留。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快，中国人的变化更快。赵先生却像一个还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总是在我面前顽固地保持着骄傲的人？因为我预感到他将是我晚年未竟之事的一个障碍。我必须要先征服他。

是的，这些和我要写的联队战史有什么关联呢？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嘛。我们松山守备队“玉碎”在赵先生这样的中国军人手里，不算耻辱；我们现在为他们捐建学校，就是换了一种身份回到松山。这是一次胜利的大反攻啊！

明天，给学校剪彩以后，我要去松山找他。我第一次去看望他时，给他带去一台彩电、三千元外汇券作为见面礼，但赵先生拒绝了我送的礼物。这个人心中怎么还有那么深的恨？我一直为他感到遗憾。

26 刺激与救赎

1987年的秋天，赵广陵和当年的手下败将秋吉夫三第一次见面。这个日军老兵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找到他的寒舍。秋吉夫三向他鞠躬、握手，还想张开手臂来拥抱，但赵广陵像山一样僵硬着身子，让秋吉夫三靠不上前。他只好当着一些随行记者的面发表热情洋溢的感言，秀够了一个当年的失败者又居高临下地回来了的骄傲。照相机的闪光灯晃得赵广陵眼睛直发花。一个后生把话筒伸到赵广陵面前，说赵大爹，见到秋吉夫三先生，心情很激动吧？赵广陵挥手挡开了话筒，颔下的胡须都飞扬起来了，一反常态地喝道：小杂种，激动你个鸡巴毛！什么叫先生，你知道吗？我只知道他是我亲手俘虏的鬼子。过去是小鬼子，现在是老鬼子。在场的中日友好协会的领导很不高兴，示意翻译不要翻了，说这个老倌，真没有素质。

但秋吉夫三却不这样认为。在场面上的文章做完以后，他一再向有关官员请求，他要和赵先生单独相处一晚上，要么住在赵先生的家里，要么请赵先生去宾馆。请你们尊重两个老兵为时不多的美好时光吧。

就像当年日军用武力侵占了龙陵一样，秋吉夫三以“日本贵宾”的优越感，不请自来地住进了赵广陵的老宅院。虽然不算老朋友，但毕竟是老对手，赵广陵不能在日本人面前跌份。他切了一盘老火腿，又到后院的菜地里拔了些青菜，回到厨房点燃柴灶做饭。秋吉夫三有些手足无措地跟在后面，试图想帮点什么忙，但他要么头撞到了低矮的门框，要么被柴灶里的烟熏得睁不开眼。他就像一个碍手碍脚的客人，主人却没有更多的宽容。赵广陵说，就吃点家常便饭吧。不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