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被我弄丢了。”

“E longinquo contemplari, si non nocet.（它们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那么就请远远地欣赏吧。）”他回答道，带着惯有的安详。

“我觉得是我儿子把它们偷走了，”我对他说，“但我并不确定。我想去把它们找回来。”

“Cum c?perint cum faciunt animos nostros facultas amittatur.（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开始懂得欣赏。）”

“正因为如此啊，我亲爱的朋友。哎！你能借我自行车去找牙吗？”

他和我说自行车是别人借给他的，但如果我保证能还回来，他可以借我用一会儿。塔西佗这人总是理智而慷慨。

“Et spes inanes, et velut somnia quaedam, vigilantium, querido Carretera.（亲爱的高速路，那些清醒之人才可拥有空洞的希冀和梦。）”他边将自行车把手交给我边说。

说罢，他从斜挎在胸前的皮质公文包里拿出一袋子幸运饼干，并庄严地将袋子放到车筐中：

“Antiquam sapientiam galletas chinas vestram in comitetur vobiscum quaerere.（愿这古老而智慧的中国饼干伴你找到它们。）”

我诚挚地表达了感激，骑上自行车。我穿过莫雷洛斯大街，沿着索诺拉街向东骑。我决心已定，我要完成使命，特别是我要找回我的牙齿。广阔无垠的天际在我眼前展现，太阳的光影也从房屋上稀稀疏疏的钢筋的缝隙中探出。

这个时辰，附近开门的店铺只有一家，那就是堂娜特迪·洛佩兹经营的名为“解释”的小饭馆。解释小馆位于索诺拉街和拉斯托雷斯街的街角。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咖啡只卖一比索，面包五比索，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当天报纸。我放下车，进来吃早点。我要了一份报纸。为了泡塔西佗送给我的幸运饼干，我还点了一杯雀巢咖啡。我从饼干里抽出小纸条，将饼干捏啊捏然后泡啊泡，直到将它们蹂躏成了一坨软塌塌的浆糊。这样，我吞下的时候，饼干就不会伤到我那光秃秃的牙床了。我将那些小纸条留下，装进裤子的口袋里。

除了我，饭馆里唯一一位客人是一名小心谨慎、身材瘦长的小伙子。他长了一脸烟草色的雀斑，他那聚精会神的模样几乎是东方式的。他身穿一套艳黄色的英式西服，尺寸对他来说过于大了。他头戴一顶巴拿马大檐帽。他静静地坐在靠落地窗的桌旁，晨光透过窗户洒进屋中。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问他在写什么。他回答的时候并没有回头看我，说自己在设计一套帆边路。

“一套什么？”我嘟囔道，我现在的声音听上去就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蠢蛋。

“先生，就是在无人认领或是没有固定用途的空地上，绕着地上的一串坑或者缝隙走。”他描述了三个细节向我解释道。

我张大了嘴巴，像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我指着牙床上一个个小坑对他说：“这种空空的坑吗？”

小伙子抬起头，终于对我感兴趣了。我趁热打铁赶忙继续说下去，小心翼翼地，生怕他不理睬我：

“你叫啥？”

“雅各·德·佛拉金，大家叫我佛拉。”

“你做什么的？歌手？作曲家？艺术家？”

“不是，”他语气夸张地回答道，“我是个作家和导游：我为了前者而死，为了后者而活。”

“啊！你应该认识那位写了本书之后换了牙的作家。”

“先生，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

“就是那位完成了一本书之后换了一口新牙的作家。”

“神奇，有趣，奇妙！”他磕磕巴巴、犹犹豫豫地说出一串形容词。

“可不是嘛！”我对他说，“我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随时为你效劳。你不介意我和你一起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吧？看你那么专注，我不忍心打搅你。”

“不不，您请坐，很高兴认识您。反正今天早晨，我一个写作点子都没有想出来。”

我又点了三杯雀巢咖啡，两杯给自己，剩下一杯给他，然后坐到小伙子对面。我注意到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尖部，有着精神紧张的人特有的短指甲。

“这么说你是新来的对吗？”

“是的，先生。”

“你对这儿不熟悉，怎么能做导游呢？”

“不，游客不来这儿。我住在这里，在墨城市中心做向导。”

“你一个人住吗？”

“我和另外三个做图书生意的朋友一起住。我不知道他们三个叫什么，但是他们互相之间叫‘亲昵’‘奖励’和‘融合’，时常分不清。”

“为什么你觉得来到这里之后就无法继续写作了呢？”

“我不知道。可能面对无关紧要的事情，我总是感到恐慌。”

“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太多太多了，”他病恹恹地回答道，“有太多的书，太多的见解。我不论做什么事情，其实仅仅是向每个人丢弃的垃圾堆成的大垃圾山上再添上一份垃圾。”

“可不是么。正因为这样我做了拍卖师。”

“您、您是艺术品拍卖师？”

“别人给什么我卖什么。”

“您不觉得，这和写书画画一样烦琐无用吗？”

“我完全不觉得啊。我不是扔垃圾的，而更像是捡垃圾的，但我血统高贵。我清理垃圾，然后找到宝贝。我给它们喷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