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撰写的一篇名为《楼顶房间的入侵者》（Intrusos en los cuartos de azotea）的文章。去年她在北大西葡语系的讲座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楼顶房间的入侵者》关于另一个空间游戏，关于在20世纪初一群爬到房顶上引领了艺术革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占据了原本是工薪阶层或低收入人群住所的楼顶房，改变了楼顶房所代表的意义，并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搭了一座桥。路易塞利在文章最后写道：“从这层意义上讲，屋顶房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住户们可以被看作译者：他们在城市的里外之间搭桥，在英语和西语世界之间搭桥，在墨西哥土著人口和墨西哥精英阶层之间搭桥，在本土和异国之间搭桥。”

就像那群房顶上的艺术家，《我牙齿的故事》的主人公在城市空间中游走的行为也不自觉地带着“入侵/推倒隔断/搭桥”的意味。如德·塞杜所说，城市漫游者以行走作为日常“战术”（tactics）来改变着空间权力规则、打破固有的空间隔断。我们的主人公高速路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四处收集藏品，在迪斯尼乐园大街上建起了自己的“艺术馆”，然后进行了一场“去博物馆化”（demusealization）的游戏：他和同伴们“入侵”了艺术馆，将展品们从赋予艺术意义（或很多情况下，将意义强加于展品）的空间中剥离，然后通过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埃卡特佩克寓言故事”令它们重生。

动笔之前，我跑到家附近一个叫做“鸽子”的墨西哥小杂货铺，买了一兜子胡麦克斯桃子汁。我一边喝着甜滋滋的果汁，一边幻想着自己也翻进了胡麦克斯艺术馆，推倒了连着果汁厂的那面墙。

郑楠

2017年6月10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