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响。他的脸上终于有表情了——不是愧疚，不是愤怒，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恐惧。一个父亲在深夜失去儿子踪迹时的那种恐惧。

宋明宇没有回头。

“咚——”

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走廊里的声控灯被震亮，惨白的光照在空荡荡的楼道里，照着宋明宇的背影一级一级地冲下楼梯，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深夜的某个角落里。

宋黎民站在原地，保持着那个伸手的姿势。

他的手指微微蜷着，像是在抓什么，又什么都没抓住。

走廊里最后一点脚步声消散了。声控灯灭了。屋子里重新陷入静谧。

那种静谧，宋黎民熟悉。他在无数个夜晚里熟悉它，在无数次应酬归来、一个人坐在这张办公桌前发呆的时候熟悉它，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被工作和应酬和所谓的“事业”填满了的人生缝隙里，一次又一次地熟悉它。

但今天的静谧不一样。

今天的静谧是活着的。它在呼吸，在膨胀，在从四面八方向他挤压过来。它不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房间，而是一个有声音的、巨大的、震耳欲聋的空洞。那个空洞里有儿子摔门而去的声音，有那句“我瞧不起你”的回响，有“你对得起我妈吗”的质问，有二十九年父子情分在几十分钟内被碾成粉末的细碎声响。

这些声音太大了。大到他的耳膜嗡嗡地响，大到他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大到他不得不捂住耳朵——可他捂不住。这些声音不在外面，在里面。在他的胸腔里，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骨头缝里，震耳欲聋。

他慢慢地坐了下来，不是坐回那把转椅，而是顺着墙根滑下去，坐到了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两条腿伸在满是烟灰和纸屑的地板上，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人。

办公桌上，那杯温水还放在那里。水面早就平静了，纹丝不动地映着头顶日光灯的白光。

墙上的石英钟还在走，嘀嗒嘀嗒，不知疲倦。

窗台上那盆文竹，在夜风里微微晃了一下叶子。

北京的夜，真深，真静，真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