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了吧。

十二年来的每一笔汇款、每一次安排、每一顿饭、每一个“你夏姨说”、每一个“已经说好了”、每一个在机场、在公司、在北京看房时的笑脸——全都涌了上来，堵在宋明宇的喉咙里，让他想吐。

宋黎民张了张嘴。

该怎么说呢——

说从开源工程开始，他一个人对着一帮奸商，个个都想偷工减料，只有那个女人用当时还算纯真的眼睛，信誓旦旦地跟他保证一定把河堤的事办好。

该怎么说呢——说儿子没考上大学又不愿意复读、非要去出国留学的时候，那笔钱让他从哪出？他不愿意让你失望，不愿意让家庭失望，可他一个公务员，一年挣的那点工资，连学费的零头都不够。是那个女人帮他兜了底，里里外外打点，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该怎么说呢——说一年将近三四十万的开销，学费、生活费、机票、保险，这些钱凭他宋黎民一个人，根本付不起。必须靠外头的账目，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支付项目。那个女人是最大的主力。

该怎么说呢——说以为儿子毕业以后在墨尔本扎住了跟脚，结果却一声不吭回了国，说找不到工作，就这么在家里待着。是那个女人主动说“让明宇来我公司吧”，给了一个“总经理”的头衔，高薪养着，什么都不用干，车随便开，就这么养着、供着、供着他的儿子。

该怎么说呢——说这么多年了，两个人的利益早已捆绑在一起，缠绕在一起，拆都拆不开。

该怎么说呢——说北京是什么情况？在京城办事是什么氛围？那些饭局、那些应酬、那些非富即贵才能进得去的地方，那些需要有人替你递话、替你搭桥、替你在酒桌上挡酒的场合——这些，他的妻子刘红梅给不了他，而他一个人，应付不来？。。

每一句话都堵在嗓子眼里，每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怎么说都是在往儿子心口上再捅一刀。怎么说，都只会让那个年轻人看他的眼神从愤怒变成——比愤怒更可怕的东西，是瞧不起。

宋黎民闭紧了嘴。

他沉默了。坐在办公桌后面那把旧转椅上，目光从儿子脸上移开，看向窗外。窗外是北京的夜，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神空了，不是在看什么，是把自己缩进去了，缩到某个谁都够不着的地方去了。没有了魂，也没有了解释的意愿。

屋子里依然只有石英钟的嘀嗒声。

一秒。

五秒。

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宋明宇站在那儿，等着。他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个解释，也许是一句道歉，也许是一声“对不起，爸错了”——哪怕是这三个字，他都可以尝试着去原谅。他甚至可以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接受“事情很复杂”这个狗屁不通的说法，试着把胸口那团火烧火燎的东西压下去，试着做一个懂事的、体谅父亲的、不让家里人为难的好儿子。

他等了。

石英钟的秒针跳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

什么都没有。

宋黎民像一尊雕塑，凝固在椅子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到了。

宋明宇等到的只有沉默。那沉默像一堵墙，厚得推不倒，高得翻不过去，冷得像冰窖里的石头。那沉默在告诉他：你说的都对，但我没什么好说的。那沉默在告诉他：就是这样，你能怎样？那沉默在告诉他：你妈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你们都不懂，你们永远不会懂。

饥饿、疲惫、愤怒，像三股拧在一起的绳子，同时勒紧了宋明宇的喉咙。他在楼下蹲了将近四个小时，喝了四瓶矿泉水，一口饭没吃，手机彻底没了电，脑子里转了上千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爸欠他妈一个交代，欠他一个解释，欠这个家一个道歉。

而他等来的，只有沉默。

他的理智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在某个无声的瞬间，“啪”地断了。

“我瞧不起你。”

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比愤怒更冷的东西——那是彻底的、从骨子里往外冒的鄙夷。

宋黎民的身体微微震了一下。

“你真是个道貌岸然的东西。”

宋明宇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把所有的克制、所有的教养、所有“儿子对父亲应该有的尊重”全部撕碎之后，剩下的赤裸裸的、血淋淋的、不加任何修饰的愤怒。

“你对不起我妈。”

他盯着宋黎民的脸，盯着那张他叫了二十八年“爸爸”的脸。那张脸上有皱纹，有白发，有这些年熬夜应酬攒下来的浮肿和疲惫。那张脸他从小就熟悉，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可此刻他看着这张脸，只觉得陌生，只觉得恶心。

“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一个人！！”

最后这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大得连窗户玻璃都嗡嗡地响。他的五官彻底扭曲了，眼眶红得像要滴血，但始终没有一滴眼泪掉下来。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愤怒烧干了所有水分，他整个人像一座喷发的火山，滚烫的岩浆从喉咙里涌出来，喷在这间弥漫着烟味和旧纸张味道的屋子里，喷在对面那个沉默的、灰白的、像一尊快要碎裂的雕像的男人身上。

然后他转身就走。

手抓住门把手，猛地拉开。走廊里的冷风灌进来，吹在他的脸上，像刀子一样。

“这么晚你去哪？！”

宋黎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动作快得不像是他这个年纪的人。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在墙上，发出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