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让我平静，占据了我的身心，渐渐地，我从平静之中能感觉到更多了。

狂风不断地吹击偃蹇的幼树，

它吹得这样猛，将没有多久延捱：

今日那个罗马人和他的忧苦

已与古乌里恭城俱委荒埃。[2]

古乌里恭城在哪里？有谁知道？

我没有真的忘记我这是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我是怎么坐在这里的。但是我有一种更加细微、更富有哲学意味的感受。我突然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赤身裸体的。普维斯先生穿了衣服，但他是赤裸的。我们全都是忧伤的、赤裸裸的、矛盾重重的生物。羞耻感消隐，我一页页地翻书，读一首，再读一首，然后下一首，享受自己的声音。所以，当普维斯先生打断我时，我有点吃惊甚至失望—还有些著名的诗句没念呢。普维斯先生站了起来，一声叹息。

“够了，够了。”他说，“太棒了，谢谢你。你的乡音非常合适。这会儿，我得睡觉了。”

我任他把书从我手里抽走，放回书架，关上了玻璃门。乡音？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

“我想是时候送你回家了。”

他打开另一扇门，通向那间好久以前、其实就是晚上一开始见到的大厅。我走过他身边，身后的门关上了。我可能说了声晚安，也许还说了谢谢你的晚餐，他回了我几句干巴巴的话（哪里哪里，要谢谢你陪我，你真好，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朗诵豪斯曼呢），突然之间，他的嗓音变得疲惫、苍老、破碎、冷淡。他根本连碰也没碰我一下。

还是同一间灯光模糊的衣帽间。我的衣服还是原样摆着。青绿色的裙子。长袜。内衣。在我系长袜的时候，温纳太太出现了。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她说：“你忘了你的围巾。”

确实。这条围巾是我在家政课上自己织的，我这辈子也就织过这么一样东西。我差一点就把它抛弃在这个地方。

我下车的时候，温纳太太说：“普维斯先生睡觉前想和妮娜讲话。麻烦你提醒她一下。”

但是，妮娜没在屋里等着提醒。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外套和靴子全不见了。有几件衣服还挂在衣橱里。

贝弗莉和凯周末都回家了，我只好跑下楼找贝丝打听。

“我很抱歉。”贝丝回答。我从来没觉得贝丝对什么事真会感觉抱歉，她接着说：“你们来来回回，我总不能每一回都盯着。”

我一转身，她又说：“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上楼的时候轻一点。我刚哄萨利睡着。”

刚到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和妮娜说，她是不是知道得很清楚，我要去度过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或者，我是不是应该什么也不说，等她先问我？然后，我再无辜地说我吃了康沃尔鸡和黄米饭，味道很不错，还有，我朗诵的是《西罗普郡少年》。

我可以什么也不说，随便她好奇就是了。

但现在她不见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关键问题立刻就转移了。十点以后，温纳太太打电话过来，这下又违反了贝丝的另一项规定。我告诉温纳太太，妮娜不在。她说：“你确定？”

我又说我也不知道妮娜去哪里了，她还是这么回答我：“你确定？”

我再告诉她晚上不要再打电话了，有事明天早上再说，这是贝丝的规定，因为贝丝的孩子要睡觉，她说：“哦，我可不知道，问题严重了。”

等我早上醒来，车子就停在马路对面。过了一会儿，温纳太太按门铃，告诉贝丝说主人派她来检查妮娜的房间。看来温纳太太镇住了贝丝，因为她上楼时，身后没有什么训斥和警告。温纳太太看完了房间，又看了卫生间和衣帽间，甚至还把卷起来搁在衣帽间地板上的两条毛毯抖开来看看。

我还穿着睡衣裤，一边喝我的雀巢，一边写一篇关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文章。

温纳太太说她要给医院打电话，看看妮娜是不是病重去了医院。普维斯先生自己出门了，去几个她可能在的地方找。

“要是你知道什么，最好还是告诉我们。”她说，“不管是什么。”

然后她下楼，又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语气里少了一点威胁：“她在学校还和什么人来往？你认识吗？”

我说，我想没有。

在学校，我只见过妮娜两次。有一回，正好是下课，她夹在人群中，走在文科楼的走廊里。还有一回，在餐厅。但两回都只有她自己。学生下了这堂课去上另一堂课，一个人待一会儿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下午三点四十五通常餐厅都没什么人，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咖啡，是显得有点奇怪。她坐在那儿，还面带笑容，仿佛让别人知道，这种时候坐在餐厅里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愉快的特权。她似乎打算告诉人们，只要她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的，她就能立刻对新生活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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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午，下雪了。停在对面的车只好给扫雪车让路。我发现妮娜的和服挂在卫生间的钩子上。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一直压在心里的恐惧，真的开始担心她了。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不知所措，迷了路，在雪中游荡，穿着她白色的内衣裤，而不是驼毛外套—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她带走了外套。

星期一早上，我刚准备出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电话那头是妮娜，语调急切而警惕，但似乎有一种得意洋洋的胜利情绪，“听着。拜托。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你在哪儿？他们一直在找你。”

“谁？”

“普维斯先生。温纳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