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夏令营的一个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着他的表。我们认定是他的表，就别在她的外套上。我们倒是愿意为她难过，关心她，不过她嗓门尖利，颐使气指，连名字都让人讨厌。阿尔瓦。

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宗教。在夏令营，这个背景本来应该要强调的。不过，因为是加拿大联合教会负责这里，所以不像浸信会或圣经基督教会那么喋喋不休，也不会像罗马天主教会甚或英国国教会，有那么多正式的认可仪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由教会付钱的女孩子，可能不属于任何教会。联合教会用的是它最为亲切的民间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祷，吃饭时唱圣歌，还有每天半小时的特殊谈话。这种谈话就叫聊天，早餐以后的聊天。不过，即便是聊天的时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稣，说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品质、友好性情、纯洁思想，要我们承诺长大以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谁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中途退场，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而且温暖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也蛮舒服的，一大早，我们还不想跳进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这些事儿，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会做。也许她们不会互相数后背上的痣，不会去比较脚趾的长度，不过当她们相遇，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感觉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以此填满两人之间的所有空白之处。如果她们感觉有这样的温暖和渴望，那么她们几乎不可能厌倦。不管说的是什么琐事和傻事，她们都会一起笑，也会笑她们揭露的自私、欺骗、吝啬，以及纯粹的恶。

当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间。

我曾经观察过。围坐在营火边，搅拌树薯粥的时候，或者因为传说有野兽，剥夺男孩子们说话的机会，让他们去树林放哨的时候，这些漫长的时段就是开始的时间。（我是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类学者，虽然比较差劲。）我观察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女性之间的秘密交换。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好像需要这么做，我也装作自己在参加。但是对方永远能发现我的装腔作势，变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于这么谨慎。他们并不指望这样的交换，对这种交换绝少有真的兴趣。

我说的这种和女人的亲密关系，不是情欲的，也不是情欲的最初阶段。情欲的关系，我在青春期前也经历过。情欲的关系，也会有信任，也许还会有谎言，可能会走向游戏，总之不管有没有性玩笑，都会有一段热火朝天的短暂兴奋，紧随其后的则是不舒服、拒绝承认，以及厌恶。

沙琳告诉过我她哥哥的事儿，不过说的态度是一种真实的厌恶。就是参加海军的那个哥哥。她去他的房间找她的猫，他正在对他的女朋友干这种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看见了。

她说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床上互扇耳光？我问。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东西进进出出的时候，啪啪啪啪。下流。恶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还有疙瘩。恶心。

我告诉她的是维尔娜。

回到我七岁的那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座当时我们叫作拼连住房的屋子里。那时候，连栋式住宅这个词可能还没有。总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维尔娜的外婆租了后面的房间，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间。房子很高，光秃秃的，很难看，刷的是黄色的漆。我们住的小镇太小了，人口加起来也没多少，不用划分居民区。不过，实际上是有分区的，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恰好位于体面地区和年久失修的地区的分界线上。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好是经济萧条的最后时期。当然了，我估计那时候没人知道经济萧条这个词。

我爸爸是个老师，他的工作稳定，但是钱很少。我们另一头的街道渐渐消失，那条街的房子属于那些既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钱的人。维尔娜的外婆显然有点钱，因为她说起领救济的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