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斜着眼睛的表情，在我看来，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她凭什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来就到了她行动的时候了，她走过来，抱起一团树叶，大概是因为她自己也在犹豫，或者就是手笨，叶子漏得满地都是。她抱起来的叶子，不是搁在一边备用的那堆，而是从我房子的墙上抱走的。她把墙抱在怀里走了几步，扔进我整洁有序的房间里。

我冲她大喊大叫，叫她住手。她弯下腰，想把她扔下来的树叶重新抱起来，但没办法聚拢，干脆又抛撒下来，等叶子全落到地上，她就开始傻乎乎地乱踢。我冲她吼，一点用也没有，或许她把我的吼叫当成了鼓励。于是我只好低头朝她冲过去，正好顶在她肚子上。我没有戴帽子，所以我的头发就碰在了她的羊毛衫或者是外套上。我的感觉是，我的脑袋撞在了一个坚硬而又臃肿的肚子的刚毛上。我喊叫着跑回家。我妈妈听完之后说的话更让我发疯：“她只是想玩，但不知道怎么玩。”

第二年秋天，我们搬进了另一座平房里，我再也不用经过那座黄房子了。黄房子总是让我想起维尔娜，似乎它也学会了她斤斤计较的算计，恐吓似的斜视。黄颜色似乎正是侮辱的色彩，而那扇并没有坐落在中间的前门，添了一分残疾的感觉。

我们住的平房和这座黄房子只隔三个街区，就在学校边上。我既然逃离了维尔娜，就忘记了小镇的大小和生活的复杂性。有一天，我和学校一个同学在街上迎面碰到了她，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真的，不全是真的。这回应该是我们谁的妈妈派我们跑腿做什么事儿。我没有抬头看，不过我相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到了吃吃的笑声，也许是高兴，也许是因为认出了我。

同学的话顿时让我觉得可怕。

她说：“我以前觉得这是你姐姐。”

“什么！”

“我知道你们住在一起，所以觉得你们肯定是亲戚。至少是堂姐妹。你们不是？不是堂姐妹？”

“不是。”

特殊班上课的老楼没通过安全检查，不能再用了，镇里就租用了圣经礼拜堂，学生们去那里上课。圣经礼拜堂恰好就在我家的街角，过了马路就是。维尔娜上学有两条路可以走，她选择了那条经过我家的路。而且，我家的房子离人行道只有几英尺远，所以，实际上，她经过的时候，影子都会落在我家的台阶上。要是她愿意，她可以把鹅卵石踢到我家的草坪上。除非我家的百叶窗拉上了，否则她就可以偷窥我家的客厅和门厅。

特殊班的上课时间这时候和普通学校一样了。至少早晨一样的，下午放学还是会早一点。学校也许觉得，他们在礼拜堂上课，就不会和普通学生挤在一条路上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可能在上学路上遇见维尔娜。我随时随地都看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只要一看见她，就躲回家里去，借口说忘带什么东西，或者说鞋子磨脚、我得找一块橡皮膏，再或者说我头上的发带松了之类的。我不至于傻到说看见维尔娜了，我妈妈会说：“那又怎么了？你怕什么？她会吃了你？”

又怎么样呢？有污染？会感染？维尔娜看起来挺干净，挺健康。而且，基本上她也不可能上来就骂我、揍我、拽我的头发。不过，只有大人才会笨到以为她没什么力量。力量，再说了，这种力量也是特别针对我的。她的眼睛盯住的是我。至少我这么觉得。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感觉无法形容，也没法解决。这种感觉固执得如同爱情一般，尽管在我看来，绝对更像仇恨。

我想，我讨厌她，正如有人讨厌蛇，有人讨厌毛毛虫，有人讨厌老鼠，有人讨厌鼻涕虫。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她确实不会对我有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她能扰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

告诉沙琳维尔娜的故事时，我们的聊天已经很深入了。除非游泳或者睡着的时候，我们才停得下来。维尔娜成了我的祭品，虽然并不是这么拿得出手，相比沙琳哥哥抽动的、疙疙瘩瘩的屁股，没有那么生动活泼、让人恶心。我记得我和沙琳说，维尔娜的可怕之处，我没法描述清楚。不过紧接着，我就开始描述，我感觉，我描述得应该还算不错，因为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就要结束的一个中午，沙琳冲进了食堂，脸上闪烁的是恐惧，以及一种奇怪的兴奋。

“她就在这里。她在这里。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可怕的女孩。维尔娜。她就在这儿。”

午饭吃完了，按规矩我们要收拾东西，把我们的盘子、碟子搁在厨房的架子上，然后当天值日的姑娘会拿走去洗。然后，我们会去糖果店排队，糖果店每天中午一点钟开门。沙琳刚刚就是回宿舍拿钱去了。她是个富人，因为有个企业家爸爸，所以她就马马虎虎，把钱随随便便放在枕头里。我除非是游泳的时候，钱都是贴身放的。所有付得起钱的女孩子午饭后都要去糖果店买糖，把讨厌的甜点味道清理掉。我们明明知道甜点难吃，但还都非要尝尝，想确认味道有没有我们想得那么恶心。木薯布丁，烂糊糊的烤苹果，黏糊糊的奶油冻之类。所以，我第一眼看见沙琳这种表情的时候，我以为是她的钱被偷了。不过转念一想，这种倒霉事儿不至于让她的脸扭曲成这样，她眼里的震惊分明是种喜悦。

维尔娜？维尔娜怎么会在这里。认错人了吧。

这天应该是礼拜五。夏令营还有两天时间。我们还有两天就要走了。最后我们才明白，夏令营也有个特殊营。在这里他们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