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坐牢。肺炎去的，拖了很长时间，受了很多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

“我心上的伤永远不能愈合了。不过，教授，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和地质学家离婚了？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你早就该离了。不过，当然，离婚从来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领域。他们从化石上了解生命。”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问。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不希望他妨碍了你。不过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一定还记得我离开他，你推荐我去找米塔—列夫勒吧？”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他。嗯。就该这样做。”

“是的。不过现在结束了。我要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他们同一个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的男人。”

“那么是俄罗斯人喽？也研究化石的？”

“完全不是。他是个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带他来看你的，你以后会见到他的。”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的。”魏尔斯特拉斯伤心地说，“结婚就是给你的事业划了句号。”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不希望这样。不过，我就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要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在那里过健康的生活，我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我们走着看吧。”

“我亲爱的[8]，”她说，“我命令你，命令你，为了我快乐一点。”

“我看起来一定很老了，”他回答，“我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有那么多面。对我来说，你还写小说，就够出乎我意料的了。”

“你不喜欢我写小说。”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我读得很愉快。”

“其实不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写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不用非得看。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同意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它实在是非常地俄罗斯。”

“我一般不喜欢看小说。”

“小说是给女人看的吗？”

“哦，真的，有时候我都忘记你是个女人了。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一个礼物。给我一个人的礼物。”

索菲娅弯下腰，吻了吻他洁白的额头。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一直忍到她对姐妹两人说了再见，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如同刚刚浆洗过的枕巾，白得那么刺眼。枕头一定是克拉拉早晨特意换了放在他头下的。也许，现在她已经拿走了，让他的头落在底下更柔软的破旧的枕头上。也许他立刻就睡着了，换枕头已经让他很累了。他一定也已经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一定已经知道了，她的心里也清楚。但他不知道，她现在感觉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她流着眼泪，可是，每走一步，每离开这幢房子远一点，都是对她的解放。这是她所羞愧的，这是她的秘密。

她想，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妹妹的生活，就更应该，更值得满足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以及数学家之间。要是他更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名望，让他自己在自己选择的、努力为之奋斗的圈子里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上，也许会更长久一些。他对工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名望的关注，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的关注程度则是相当的。

她本不应该提起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就是无聊。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她写的远远不是家，那个家和姐姐都已经不在了。另外一本《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她为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的痛苦，是她爱国主义的大暴发。也许，这是一种因为她平日里忙于应付数学和自己生活的种种烦恼而没有太多注意的情感。

为祖国而痛苦。是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她写这个故事是为了阿纽塔。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她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他的生活，保证对他的刑罚理当减轻—把西伯利亚北部改成了西伯利亚南部—这对当时有妻子陪伴的男犯来说，是普遍规律。这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也许会想办法读到这本小说的手稿，他们会赞美这个故事。正如索菲娅所知，这本书俄罗斯会拒绝出版，以免在政治流放犯中唤起这样的赞美之声。《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尽管这本书通过了审查，尽管一些评论家把这本书斥为乡愁。

4

曾经有一次，她辜负了魏尔斯特拉斯。当她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时，她辜负了他。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背弃了数学，她把他们一起抛弃了。她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她得到的学位放在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几个月—几年—每次都是。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金黄色的炎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的、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业余排练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诚邀请，以及身边的阿纽塔，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