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好。他们一起扮突击队，还玩徒手格斗的游戏。金罗美也没有几次好打了。你能理解的，不是吗？我想对他好一点。”

她走后，我感觉心中的厌倦超过了愤怒，而厌倦的对象主要是我自己。我就不能对别人抱以信任吗？然而，当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听那无边的寂静在四周如洪水一般泛滥时，怨恨重新涌上我的心头。怨恨是消解恐惧的良药。我心想，我凭啥要相信一个德国人，一个绞刑犯的孩子呢？

五

几天后，我收到了史密斯先生的来信——从圣多明各寄到这里，路上花了一周多的时间。他在信中写道，他们俩已经在圣多明各逗留了几日，一起四处游玩，还参观了哥伦布的坟墓。猜猜他们在那里遇见了谁？我甚至不用翻页就能猜到答案。自然是费尔南德斯先生。他们抵达机场时他正好也在。（我心想，莫非是他的职业让他像救护车一样时刻在机场里待命不成。）费尔南德斯先生带他们看了很多地方，十分有趣，因此他们决定多待几天。费尔南德斯先生的英语词汇量显然有所增加。在“美狄亚”号上的时候，他的心里一直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因为他的母亲患了重病，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音乐会上崩溃痛哭的原因。不过，现在她已经康复了，之前诊断的癌症被证实不过是纤维瘤而已，而且史密斯太太还说服了她改吃素食。费尔南德斯先生甚至认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建一座素食中心是有可能的。“我必须承认，”史密斯先生写道，“这里的环境更和平，但贫困依然随处可见。史密斯太太遇到了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朋友。”他请我向琼斯少校转达他最诚挚的问候，并感谢我提供的所有帮助和殷勤款待。他是一位礼数周全尽善尽美的老人，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地想念他。在蒙特卡洛的学校小教堂里，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祈祷“愿主赐予我们和平”18，但我怀疑在大家后来的人生中，那句祈祷又在多少人身上得到了回应。史密斯先生不必祈求和平。自出生起，他的心中便充满了和平，没有坚冰的碎片。那天下午，有人在太子港城郊的一条露天下水道里发现了哈米特的尸体。

我开车出门，前往“凯瑟琳妈咪之家”（既然玛莎待在家里陪着琼斯玩耍，我干吗不能去寻欢作乐？），可是没有一个姑娘敢在那天晚上离家外出。哈米特的事情这会儿恐怕已经传遍了全城，人们都害怕光死一个人满足不了星期六男爵的胃口。菲利波夫人和她的孩子已经躲进委内瑞拉大使馆，跟其他避难者会合了，而城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惶惶不安的气氛。（开车经过玛莎的大使馆时，我注意到现在有两个守卫待在外面了。）尽管返回途中天已经开始下雨，但我在酒店下方的路障前还是被守卫拦下来搜查了一阵。我怀疑有些举动是不是孔卡瑟尔回国以后指使的——他必须证明自己的一片忠心。

到了“特里亚农”，我发现马吉欧医生的侍童正拿着一张便条等我——他邀请我去共进晚餐。饭点已过，我们伴着雷鸣开车到他家里。这次我们没有被人拦住——现在雨下得太大，那个民兵蹲到用破麻袋搭成的遮篷下面躲雨去了。车道旁的那棵南美杉上垂落着雨滴，仿佛它是一把破旧的雨伞，而马吉欧医生在他那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里等着我，还准备了一瓶波尔图红葡萄酒。

“哈米特的事情你听说了吧？”我问。用混凝纸浆做成的餐桌上，有两块用小珠编出花朵图案的杯垫，上面摆着两只酒杯。

“听说了，可怜的人。”

“他们逮到他什么把柄了？”

“他是给菲利波通风传信的情报员之一。而且他没有开口招供。”

“你是另外一个？”

他从瓶中倒出红酒。我从来不喜欢拿波尔图当开胃酒喝，但那天晚上我没有反对，以我当时的心情，不管是什么酒都可以接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问了他另一个：“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招供？”

他给了我明显无疑的答案。“我还在这里。”平时给他收拾屋子和做饭的老妇人费里太太开门进来，提醒我们晚饭已经备好。她一身黑衣，头戴白色软帽。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副场景可能会显得有点古怪，但我随即想起以前曾听说过，在早期的苏联伊尔喷气客机上还配有蕾丝窗帘和陶瓷橱柜呢。就像她一样，它们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

我们享用了美味的牛排和奶油蒜香土豆，还品尝了波尔多红酒，在离波尔多这么遥远的地方，能喝到这般品质的酒已经是颇为不错了。马吉欧医生没有心情说话，但他的沉默就像他的言语一样不朽。当他开口说“再来一杯？”的时候，这句话就像刻在墓碑上的一个简短的名字。晚饭结束后，他说：“美国大使要回来了。”

“你确定？”

“而且政府即将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展开友好会谈。我们又一次被抛弃了。”

老妇人端着咖啡走进房里，他立即缄口不语。他的脸庞被里面摆设着蜡花盆景的玻璃罩挡住，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应该在饭后去找布朗宁诗社的其他成员，共同讨论《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9。哈米特倒毙在下水道中，距离此地十分遥远。

“我还有几瓶库拉索酒20，或者如果你想要的话，我还剩一点法国廊酒21。”

“请上库拉索酒好了。”

“库拉索酒，费里夫人。”沉寂再次降临，耳边只有屋外的雷鸣声。我在心里奇怪，他为什么要叫我来，而等到费里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