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至少我手里总还有费尔南德斯先生的那份工作：我心想，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得穿上黑色西服。

也许出生在像蒙特卡洛那样的城市里，生活无根无依，也是有好处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和其他人一样，无根之人也会受到诱惑，意图分享那份由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安全感，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拒绝了这种诱惑。我们是缺乏信仰之人；我们钦佩像马吉欧医生和史密斯先生那样为信仰献身的人，钦佩他们的勇敢与正直，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贞不渝，而我们自己却胆小怯弱，或是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但到头来，从这些特质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才是世上仅有的真正愿意献身的人——献身于这个邪恶与良善并存的完整世界，献身于智慧之人与愚昧之人，献身于冷漠之人与被误解的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

这番思辨令我颇觉有趣。我敢说，它给我那颗从未平静过的良心带来了安宁，遥想当年，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往见学校的神父们未经我同意便把它灌输进了我的体内。接着，阳光渐渐转移过来，照在了台阶上，将我赶进了守卫室，只见里面的床铺好似担架，墙壁上钉着几张美女照片，还有许多残留的家什物件，凝滞憋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那名中尉走进来，在屋里找到了我。他说：“你很快就能继续赶路了。他们正在过来。”

几个多米尼加士兵正沿着公路缓慢地走向哨所，他们排成单列纵队走着，以便继续待在树荫下面，步枪挂在肩头，手里拿着从海地游击队员身上收缴的武器。那些游击队员刚刚从海地的群山之间钻出来，这会儿跟在士兵身后几码远的地方，因疲惫而步履蹒跚，脸上带着窘迫的表情，就像小孩打碎了某件贵重的物品时那样。那些黑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在这一小股纵队靠近结尾的地方，我看见了菲利波。他用衬衫将自己的右臂绑在体侧，从腰部以上都赤裸着。看见我时，他不服气地说：“我们已经没子弹了。”但我觉得他当时并没有认出我——他只看到了一张白人的面孔，好像在责备他。在小股纵队的最尾端，有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约瑟夫躺在上面。他睁着眼睛，但他已经看不见他们带他走进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了。

其中一个抬担架的人问我：“你认识他？”

“认识，”我说，“他以前会做很好喝的朗姆潘趣酒。”

那两个人不满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对逝者是不该说出这种话的。费尔南德斯先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就像一个送葬的人。

在守卫室里，有人给了菲利波一把椅子坐，还给他点了一支烟。那名中尉在向他解释，汽车要到明天才能过来，而哨所里现在也没有医生。

“只不过断了条胳膊，”菲利波说，“下峡谷时我摔了一跤。没什么要紧的。我可以等。”

中尉友好地说：“我们在圣多明各附近为你们准备了一块舒适的营地。以前那里是一家疯人院……”

菲利波开始狂笑：“疯人院！你说得没错。”然后他哭了起来。他抬起手捂住眼睛，藏起自己的泪水。

我说：“我有辆车在这里。如果中尉同意的话，你就不用等了。”

“埃米尔的脚也受了伤。”

“我们可以把他一起带上。”

“我现在不想和他们分开。你是谁？哦，当然，我认识你。我的脑子都糊涂了。”

“你们俩需要去看医生。在这里干坐到明天毫无意义。你是在等其他人从那边过来吗？”我想到了琼斯。

“不是的，已经没有别人了。”

我试图回想起刚才有多少人从公路上过来。“其他人全死了？”我问。

“全死了。”

我把他们俩尽可能舒服地安置在吉普车上，逃亡者们则手握面包站在远处观望。总共有六个活人，还有死去的约瑟夫躺在树荫下的担架上。他们全都一脸茫然，就像从森林大火中侥幸脱险的人一样。我们开车走了，有两个人朝我们挥手告别，其他人继续啃着面包。

我对菲利波说：“那琼斯呢——他死了吗？”

“现在应该是死了。”

“他受伤了？”

“没有，但他的脚走不动了。”

我必须从他嘴里把情报掏出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想忘掉这段经历，但实际上他只是脑子里装满了事情分不开神。我问：“他和你们希望的一样吗？”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跟他在一起，我们开始学习作战，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教我们。弟兄们都爱戴他。他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但他不会说克里奥尔语啊。”

“他不需要会说。那家疯人院里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你以前想找的那些游击队都在那儿。”

“等我们重新武装起来，我们还会打回去的。”

我安慰他说：“那是当然。”

“我想找到他的尸体。我想让他有一座像样的坟墓。我要在我们越过边境的地方为他立一座石碑，等有一天‘爸爸医生’死掉以后，我们还要在他牺牲的地方再立一座相似的石碑。那里会成为人们朝圣的地点。我还要请来英国大使，也许再邀请一位王室成员……”

“但愿‘爸爸医生’不会比我们活得久。”我们驶出埃利亚斯皮尼亚，转弯开上了通往圣胡安的好路段。我说：“如此说来，他毕竟还是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

“做到什么？”

“指挥一支突击队。”

“他以前打日本人的时候就证明过了。”

“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