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看看英国佬多仗义啊，逼迫朝廷承认战败获取大量好处不说，还不忘记给帮助过英军的汉奸们说说话，这是想要继续扩大中国汉奸群体的节奏啊。

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

第550章形势复杂

吴可真是大开眼界，原来汉奸群体在晚清时期便如此猖獗了？

与后世抗日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此时的汉奸成分大多以底层百姓和流氓混混为主。

还真不能小看这些低层百姓的能耐，所谓蛇有蛇道鼠有鼠路，这些底层百姓有效聚合之后能发挥出的能量，当真不可小觑。

起码带个路，刺探个情报那真是小菜一碟，至于装扮成清军在后方捣乱也不是不能，只看洋人个的筹码够不够了。

那些英国佬也真是搞笑，竟然在与朝廷谈判之时，正式要求朝廷不许对付那帮汉奸，这不是火上浇油么？

果然道光皇帝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

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一马。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英法联军所到之处，广州沿海等地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

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还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