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中段，一幢新近修葺一新的两层小楼，悄然挂上了一块黑底金字的英文招牌：“hARRIS modERN SURGIcAL cLINIc”（哈里斯现代外科诊所）。与左邻右舍那些或古典或繁复的建筑装饰相比，这栋楼的外观显得异常简洁、明快。墙面是淡米色的拉毛水泥，线条平直，窗户开得阔大，尤其是临街的一整面，几乎全部换成了从比利时进口的、晶莹剔透的厚玻璃。在华北春日尚且含蓄的阳光下，这些玻璃窗反射着清冷而耀眼的光芒，仿佛一块巨大的、剔透的水晶，将楼内的景象半遮半掩地呈现在过往行人面前，又带着一种不容亵渎的洁净与距离感。

这，便是詹姆斯·哈里斯博士倾注心血、按照他心目中理想外科诊所模板打造出的“现代医馆”。它不再依附于教会医院那略显古旧且宗教气息浓厚的体系，而是一个完全由他主导、贯彻其纯粹欧陆（特别是战后德国与英国最新外科理念）医疗思想的独立王国。诊所的筹备异常迅速，得益于他在马大夫纪念医院的声望、战地积累的人脉，以及几位在津外国商人和银行家的投资。对于这些投资者而言，支持这样一家拥有最先进设备、由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主理的诊所，不仅是看好其盈利前景，更是一种彰显租界文明程度与现代性的姿态。

开张前一日，哈里斯独自伫立在已布置妥当的候诊大厅中央。空气中还残留着新刷油漆和消毒水混合的淡淡气味。大厅地面铺着光可鉴人的深色橡木地板，墙壁是素雅的浅灰色，挂着几幅欧洲人体解剖学或外科手术场景的铜版画复制品。候诊座椅是舒适但线条硬朗的皮质沙发，而非中式常见的硬木椅。接待台是整块的胡桃木打造，台面上除了一部黑色的电话机、一本厚重的预约登记簿，空无一物，透着高效的冷峻。

但他的目光，更多地流连于那些真正构成诊所核心的区域。透过候诊厅侧面敞开的门，可以看到一间设备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台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置、刚刚完成安装调试的便携式x光机。它那笨重而复杂的金属结构、缠绕的线圈和巨大的真空管，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工业光泽。对于此时的天津，甚至整个中国北方，这都是稀罕至极的物件。哈里斯仿佛已经能看到，当它启动时，荧光屏上显现出的骨骼幽灵般的影像，将如何穿透血肉的迷雾，为诊断带来革命性的“透视”之眼。

走廊尽头，是诊所的心脏——手术室。门是厚重的实木，配有特制的密封条。推门进去，一股更浓烈的石炭酸和来苏水气味扑面而来。房间没有任何窗户，完全依赖电力照明。天花板上悬挂着那盏从英国定制、可多角度调节的无影灯，此刻尚未开启，但金属灯罩已擦拭得锃亮。房间中央，是那台结构精密、可液压调节高度与倾斜角度的手术台，覆盖着洁白的无菌单。靠墙是一排高大的玻璃柜，里面分层陈列着他那些如外科兵器谱般琳琅满目的镀铬器械：弧形的止血钳、细长的组织镊、锋利的骨凿与线锯、各种弧度和尺寸的缝合针……每一件都按照严格顺序摆放，标签清晰，随时待命。墙角立着那个同样来自德国、需要专门锅炉供汽的高压蒸汽消毒器，象征着对抗“细菌”这一无形之敌的前线堡垒。所有的一切，都遵循着最严格的无菌观念与操作流程设计，这里是细菌的禁区，是凭借理性、技术与规范对抗疾病与死亡的圣殿。

哈里斯缓缓走过每一个房间，手指偶尔拂过冰凉的器械柜玻璃，或是检查一下消毒器上的压力表。他的神情专注而严肃，灰蓝色的眼睛里没有丝毫开业前应有的兴奋或忐忑，只有一种近乎苛刻的审视。这里的一器一物，都是他医学信仰的物质化身：精确、透明、可验证、可重复。他要用这个空间，向天津——这个在他看来医疗观念仍显混沌落后的地方——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医学。它不应该隐藏在深奥的脉象言辞或神秘的草药配方之后，而应该像这玻璃窗一样明亮，像这些器械一样清晰，像x光一样具有穿透表象的洞察力。

诊所开张的消息，早几日便通过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和几家亲外埠的中文小报传了出去。标题颇为吸引眼球：“欧战英雄携最新科技返津，维多利亚道惊现‘玻璃医馆’”、“x光机首现津门，哈里斯博士现代外科诊所明日开业”。报道中不免渲染其战地功勋、设备之先进、以及其“纯正欧陆外科血统”。这些文字，如同投石入水，在天津华洋混杂的社会圈层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开张当日，维多利亚道这截平日不算最喧嚣的路段，竟难得地聚拢了些人气。有纯粹好奇驻足观望的洋人夫妇和衣着体面的中国市民，也有几家报馆的记者举着笨重的照相机试图捕捉画面。更有一些消息灵通、对新鲜事物敏感的天津绅商，或乘坐马车，或乘着新近时髦起来的汽车，前来一探究竟。他们未必立刻就有疾求医，但这家诊所及其代表的“摩登”与“科学”气息，本身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交谈资和身份象征。

哈里斯并未举行中式常见的舞狮放炮庆典，只是在上午九点整，由一位穿着整洁白制服、受过简单护理培训的中国男助手（哈里斯坚持聘用男性，认为在手术辅助等需要体力的工作中更为可靠）打开了诊所光可鉴人的玻璃大门。哈里斯本人则穿着熨帖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