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卡鲁鲁的烈日与风沙中，以巡逻车的里程、训练场的汗水、难民营的足迹为刻度，悄然流逝。当联合国特派团（UNmoK）总部的正式通知抵达“蓝剑”营区时，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法庭袭击和随之而来的任务延期，又过去了整整五个月。通知确认：中国首支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首次部署任务期，将于三周后正式结束。后续轮换部队已确定，并将在一个月内完成交接部署。

消息传来，营区内的气氛复杂难言。没有预想中的欢呼雀跃，反而弥漫着一种沉静的、带着些许怅然的忙碌。归期，这个在漫长延期压力下曾被深深渴望的字眼，当它真正来临时，却牵扯出无数沉积的情感与牵挂。过去近十四个月（含延期）的日日夜夜，已将这片曾经陌生而危险的土地，烙进了每个人的生命记忆。

“我们的任务即将结束，但我们在卡鲁鲁的痕迹和影响，应该尽可能长久、正面地留存下去。”在部署结束前的第一次全体骨干会议上，杨洛明确了最后阶段的核心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件事：巩固成果，郑重告别。 前者关乎我们工作的可持续性，后者关乎我们作为中国维和人员的最终形象。”

巩固成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过去一年多来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不会因他们的离开而中断或失效。这其中，对当地警力的培训支持是核心。经过与UNpoL和卡鲁鲁警察总局的多次协商，一项名为 “中卡警务合作能力持续支持计划” 的方案被敲定。该计划的核心，是中国防暴队将部分可移交、易维护、且符合联合国及卡鲁鲁实际需求的执勤装备和训练器材，以捐赠形式，正式移交给卡鲁鲁警方，并配套提供基础的操作和维护培训。

捐赠清单经过罗帅和许航的仔细推敲，既体现了诚意，又考虑了现实：十辆经过翻新、性能可靠的二手越野摩托车（适合卡鲁鲁狭窄街道巡逻），五十套基础型防暴护具（头盔、盾牌、警棍），一批便携式通信对讲机，若干急救训练模拟人，以及大量的警械使用、人群控制、基础侦查等科目的培训教材和视频资料（已翻译成当地主要语言）。这些装备和资料，将重点配发给那些参与过中国防暴队培训、表现良好的“种子”警官所在的单位，以及首都几个治安压力最大的分局。

捐赠仪式安排在营区内的训练场。当天，卡鲁鲁警察总局局长（一位在各方博弈中刚刚上任、试图有所作为的官员）、UNpoL警察司长、特派团高层代表，以及数十名受过训的本地警员代表出席。仪式简短而庄重。杨洛在致辞中说：“这些装备和知识，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工具的人所秉持的专业精神、法治观念和对人民的服务意识。我们希望，也相信我们的卡鲁鲁同仁们，能将这些工具用于维护正义、保护弱者、服务社区。中国维和警察永远是你们的朋友和支持者。”

警察总局局长在答谢时，难得地脱稿，用略显激动的声音说：“中国朋友不仅在我们最需要安全的时候来到这里，更教会了我们如何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些礼物，是信任，也是期待。我们不会辜负。”

仪式后，许航和教官团队为接收装备的本地警员组织了最后一次集中讲解和实操练习，确保他们了解基本性能和操作要领。赵明则带领技术小组，编写了简易的维护保养手册，并录制了关键操作视频。许多受过训的本地警员，尤其是最早一批“种子”学员，围着中国教官们，表达着不舍和感谢。一名叫卡马拉的年轻警官（曾在陈海的战术班上学习）握着陈海的手说：“教官，你们的方法，真的救过我的命。那次处理醉酒持刀者，要不是记得你教的站位和沟通，我可能就受伤了。我会继续用你们教的东西，也会教给我的兄弟。”

除了官方捐赠，更广泛、更细腻的“成果巩固”发生在社区层面。阿依古丽和女警分队在最后几周，加强了与“希望”难民营内女性调解员网络的联络。她们不再是去“指导工作”，而是以“朋友即将远行”的身份，与这些勇敢的难民妇女进行了一次次深入的交流。她们带来了最后一批由国内募集的小额资助（用于支持调解员开展小型社区活动），更重要的是，她们将一年多来积累的社区调解案例、常见问题应对方法、以及与特派团各机构联络的渠道信息，整理成简单的“社区调解工具箱”，交给了网络的几位核心协调人。

“我们走了，但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力量还在。”阿依古丽对围坐在一起的调解员们说，“你们已经证明了，妇女可以成为和平的守护者，社区的粘合剂。请继续相信彼此，继续用你们的方式，保护你们的姐妹和孩子。特派团和保护组织会继续支持你们。”

一位年长的调解员，眼里闪着泪光，握住阿依古丽的手：“孩子，你们和我们一起流过汗，也流过泪。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还有人关心我们这些难民营里的女人。我们不会忘记。真主保佑你们平安回家。”

在那些中国防暴队日常巡逻的街区和市场，告别的氛围也在悄悄弥漫。队员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离开，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最后几次巡逻中，经常有相熟的商贩硬塞过来几个水果或一包本地茶叶；有曾经被帮助过的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用生硬的英语或手势道谢；孩子们则一如既往地围着巡逻车，但这次他们的眼神里多了好奇：“你们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