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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招商行程密集而高效。广州之后,招商团马不停蹄地奔赴深圳、东莞、佛山等地,举行专场推介会、登门拜访重点企业、考察工业园区。杨洛、陈敬民、李涛等人分工协作,白天谈判对接,晚上内部复盘,常常忙到深夜。收获是实实在在的:初步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二十余个,涉及服装加工、电子元器件组装、箱包制造、特色食品深加工等多个领域,预估若能全部落地,可提供就业岗位超过两万个。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沿海企业家的直接对话,毕节团队对市场需求、产业转移规律、企业真实关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许多原本停留在纸面上的招商策略,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修正。
招商间隙的深夜,杨洛偶尔会与家里通个简短的电话或视频。信号有时不那么好,画面偶尔卡顿,但那份千里之外的牵挂却清晰可感。
电话通常先打到家里座机,接听的往往是母亲杨越。老爷子走后,母亲的情绪虽然依旧低落,但为了孙辈,也强打起精神操持家务。
“小洛啊,还在外面跑呢?”母亲的声音总是带着关切,“南方热,注意防暑,饮食也当心点。”
“妈,我没事。家里都好吧?思洛、思齐怎么样?”杨洛问。
“都好。思洛天天埋头复习,话少,吃饭都得叫几遍。思齐倒是皮实,放学回来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写作业要盯着。柔柔工作也忙,经常加班,但每天回来再晚,也要看看孩子们。”母亲絮叨着家常,“你爸这几天军区有事,回来得晚。你大伯母常过来陪我说话,心里舒坦些。放心吧,家里有我们,你安心工作。”
母亲口中的“家里有我们”,并非虚言。这座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四合院,是杨家的根基。杨洛与王柔结婚后,王柔自然是以此为家。作为孙媳,她与公婆同住,照料儿女,这是情理之中,也是杨家的家庭常态。王柔的父母家也在北京,但除非年节或有特殊事情,她并不会频繁回去居住,更不可能“回娘家住”——那在传统观念和实际情况中都说不通。她的主要生活空间和家庭责任,就在这座四合院里。杨洛的父亲杨建国、母亲杨越,作为爷爷奶奶,对孙辈的疼爱和照顾更是发自内心、不遗余力。杨建国军务繁忙,但只要在家,总会抽时间检查孙子的功课,听孙女讲讲学校见闻;母亲杨越则更多地承担起日常饮食起居的照料,监督孩子们按时作息。这是一个有着清晰代际分工和浓厚亲情的传统家庭,共同支撑着杨洛和王柔这对奋战在一线的夫妻。
与母亲通完话,杨洛常常会再打给王柔。时间往往已近午夜,王柔有时刚到家,有时还在财政局加班。
视频接通,王柔的脸出现在屏幕里,背景有时是家里的书房,有时是办公室。
“刚回来?”杨洛看她穿着便装,略带倦容。
“嗯,今天开了个专题会,研究下半年预算调整。”王柔揉了揉眉心,“你们那边还顺利?”
“还行,跑了几个地方,意向不少,但落地是关键。李涛劲头很足,学了不少东西。”杨洛简单说了说,“家里辛苦你了。妈说你最近常加班。”
“正常节奏。思洛一模成绩出来了,还不错,她自己不太满意,我让她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思齐……今天又跟同学闹了点小矛盾,爸回来教育了他一顿。”王柔汇报着,语气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但细节俱在。
“爸在家?”杨洛注意到。
“嗯,今天回来早。跟思齐谈了半小时,现在小家伙老实了。妈炖了汤,非让我喝了才准上楼。”王柔说着,嘴角有了一丝极淡的笑意。
“那就好。有爸妈在,我放心。”杨洛由衷地说。他知道,父亲虽然严肃,但教育孩子很有方法;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更是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正是传统大家庭的优势:老人含饴弄孙,发挥余热;中年夫妻得以在事业上全力拼搏。王柔并非孤立无援,她身后有一个稳固的家庭支持系统。
“你自己注意安全,别熬太晚。谈判桌上,有些条件不用急着答应,多想想长远。”王柔叮嘱道。
“明白。你也是,早点休息。”
通话总是这样简短、务实,没有太多儿女情长,却充满了相互理解的默契和并肩作战的支撑。他们谈论孩子、老人、工作压力,但严格遵守着彼此的“政务回避”原则,绝不触碰对方工作中的具体决策和敏感信息。这是纪律,也是保护。
结束珠三角的招商,团队返回毕节,立刻投入紧张的意向转化和项目落地推进工作。而北京这边,王柔的工作也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位置,责任重大,挑战也空前。首都财政收支规模庞大,管理要求极高,既要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又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要在减税降费大背景下确保财政平稳运行、防范化解风险。王柔上任后,没有急于烧“三把火”,而是沉下心来,用了一个月时间,带着班子成员和主要处室负责人,深入各区、重点部门、重大项目和国有企业调研,摸清底数,研判形势。
她发现,在总体平稳的财政运行背后,隐忧同样存在:部分区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依然较强,产业培育和税源结构优化进展不平衡;一些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不够精细,存在资金沉淀和低效使用现象;部分市属国企资产负债结构需要优化,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其中,最让她警觉的,是下属一个远郊区——平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