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便罢，若被抓住肯定吃打不过。后来读《水浒》，见白日鼠白胜被捕后先还抵赖，只说“白胜不合与他担酒，其实并不认得他六个人”；后来吃打不过，只得招了；再后来越狱逃跑上了梁山，他的朋友们也没追究他的历史问题，仍安排他在山上当了头领——心中也就暗暗地感到了一线生机。再研究下去，原来李逵也曾被捕过一次，也是吃打不过，“胡乱招作妖人李二”，心中也就越发释然了——你能说白胜不算英雄，你能说李逵不算好汉吗？

那时我们邻居有一位很爱我的小姐姐，我把我预备将来“吃打不过只得胡乱招了”的想法向她谈了，她表示同意。她说你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不住，那就不能怪你软弱、动摇，只能怪敌人凶狠、残暴，该受谴责的是敌人而不是你，我们该向敌人报仇而不是向你报仇，比如你把我招出来，我就绝不怪你……我听后心中十分感动，使劲儿地握了握她的手——那时的开放程度不比现在，男孩儿女孩儿悄悄握手差不多就等于以身相许了——同时也暗下决心：如果敌人让我招出她来，打死我也不招！

从这天起我的观点有了很大变化，我相信爱的信念或许可以创造奇迹——打死不招！

如今，随着科学的发展，敌人的招数也越来越先进，什么电刑老虎凳之类早已废弃不用，而代之以科学的方法——比如种种可以摧毁人的意志或使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这就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了。

而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写一个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被敌国抓去，于是该国政府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营救他，并决定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营救不成就将他炸死在敌人的审讯室里——虽然该负责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但政府认为当他的生理忍受达到极限时他泄露情报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求他守口如瓶不仅不可能而且不人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积极的营救态度或者消极的灭口措施。

虽然如此，但我仍无意改变我童年时的观点，爱的信念——对亲人、对事业、对国家或主义的热烈执着的爱——或许可以创造奇迹！

庐结西郊

假如生一场大病

鲁迅说，生一场小病，也算是一种福气，可以心安理得地丢开工作，躺在床上悠闲地看书，条件是要有钱养病不至于挨饿才行——那么，生一场大病如何呢？他没有说。不过我想，恐怕也应该算是一种福气，而且可能比一般小病的福气还要大些。

首先，小病往往查无实据，让人半信半疑。比如《红楼梦》中的宝黛等人就常常“推作身上不好”而拒绝参加某种活动，到底真病假病谁也闹不清。

其次，小病固然可以丢开工作，但这年头能不能完全静得下来也很难说。比如你是一位领导或一位经理或一位作家或一位演员，患了头疼脑热有医生证明在家休息，但下级要请示企业要运转报刊要索稿剧团要演出，你就忍心那么踏踏实实地在家躺着吗？大病则不然，命都顾不上还顾得了别的吗？于是心里首先就把诸事都看得淡了，你看淡了别人也就不好来麻烦你了。

最重要的是第三条，生了大病还可以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其无理的程度在平时（包括生小病的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

比如，吃。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吃”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平时吃什么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方便程度，但在大病中却可以全然不顾，想吃什么尽管说就是啦！电视剧《人到老年》中的一位北京退休老工人，在大病中点名儿要吃保定的烧鸡，其平日不孝的儿媳妇也就专门请了假去保定为他买，病人嘛！极而言之的情况是到了病危时，大夫常对家属说：“想吃点儿什么就给他做点儿什么吧！”也就等于宣告了病人的不治——可见连医生都这样重视吃的问题。

我现在早已想好了一样吃的东西——用地道的大鲍翅和金华火腿再配上一只老母鸡清炖二十四小时炖出来的汤，我还是两年前在香港吃过一次——只等生大病时就让家人弄来给我吃，至于他们上哪儿弄去就不干我的事啦！

除去吃，大病中的人还有权提出一些更无理的要求。比如我大学时的一位男同学，一直暗恋着一位低年级女生，眼看要毕业分配了却没勇气对她表白。毕业聚会时该男喝了二两白酒，一出门儿恰恰昏倒在一家医院旁边，于是被抬往医院抢救，我们几个班干部轮流守候在侧。午夜时分病人终于苏醒，也不搭理我们，嘴里只是有气无力地呼唤着那女生的名字。医生问我们他喊谁，我们说是一位与他并无干系的女孩，医生厉声说：“让她来！病人叫她！”我们只好连夜回校砸门把那女孩儿砸了起来，女孩儿委屈地说：“我不认识他呀！凭什么我得去医院看他？”我们告她人命关天，请遵医嘱。女孩只得来了。一进医院，该男果然起死回生，一把拉住女生细诉衷肠。女生碍于医生在侧，我们在旁，也不好马上挣脱，只得含糊支应着，不明不白地在床头陪他坐了半宿，折腾到第二天早上才委委屈屈地回学校上课去了。极而言之的情况就更多啦，比如一位患重病不治的美国男童想当一天总统，里根总统果然就让了一天位给他，前提自然是这男孩儿重病而且不治，否则，总统也是随便当着玩儿的吗？

我童年时的一位好友目前正处于大病之中，央我专门写些东西给她看。前面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