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的要求尽管无理也很难拒绝，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文字。文中把生场大病说得千好万好，也是劝慰她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句老话——

有什么别有病！

庐结西郊

闺秀诗与流行歌

很早以前曾读过一本清人选编的《闺秀诗》，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些明显是假的。比如“任是无情也动人”“未曾真个也销魂”“晚来弄水船头湿，脱下红裙裹鸭儿”的作者都是著名的男性诗人，并非闺秀。

还有一些明显是真的。比如“有女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见只低头”的作者是袁枚的女弟子，这是选入《随园诗话》的。

再比如“世有痴情应似我，伤心岂独是小青”的作者冯小青也是一位很著名的青年女诗人，据说杭州至今还有小青墓，柳亚子先生曾有诗凭吊她。

至于收入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则真假难辨，“写闺秀”是一点儿不假，但是否“闺秀写”却要大大地打个折扣——而“写闺秀”和“闺秀写”正是闺秀诗的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这且不去管它，作品中描写的闺秀生活倒都栩栩如生，比如：

东风一夜潇潇雨，满径青苔绿到门。

读罢玄华倚窗坐，月光如水静我心。

刚算哥哥输一着，却言有意让我赢。

记得小时闲扑蝶，几回无力依栏杆。

如此等等。假如我们相信其作者都是封建社会的闺中少女，既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又缺少深入生活的机会，那么对于诗中的不合格律及生活贫乏之类或者都可以原谅一二。假如我们认为作者中有不少是男性冒充的，联想到当今中国男作者笔名女性化已成为文学界通病，那么对于封建社会觉悟不高的男作者冒名顶替招徕读者的行径或者也可以原谅一二。

剩下的问题是：这种诗是写给谁看的？

我的看法是，在没有流行歌曲的封建社会里，这种诗主要是写给当时的纯情少年们看的。唯其如此，有些“闺秀”写的诗才不能算作“闺秀诗”。如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如秋瑾的“乾坤特重我头轻”——因为不属“纯情”类。唯其如此，有些男作者写的诗才可以冒充“闺秀诗”，因为特“纯情”，正合少年们的口味，也就不必深究作者的性别了。

我对当今的流行歌曲接触不多，1992年因为参加《海马歌舞厅》的创作，在歌厅里泡了几天体验生活，这才系统地听了一些。总的印象是除了爱情世界写年轻感觉写青春体验之外好像就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和“闺秀诗”如出一辙（只是闺秀诗以写少女为主，而流行歌曲则少男少女兼收并蓄）。例子就不举了吧。本文的中老年读者倘有疑问，只需就近请教一下自己的弟妹子女，便知予言不谬啦！

古有闺秀诗，今有流行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青春的宣泄。听说，当前有些同志对流行歌曲的内容颇有微词，并试图提高其思想性和教育性，我看这不仅很难，而且也大可不必。青春期与更年期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直说了就是一种“病态”，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莫如干脆让他们宣泄一下，等这劲儿一过也就一切如常了。

予生也晚，没生在古代，没有闺秀诗可读；予生也早，没生在当代，没有流行歌可唱——我年轻那会儿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却是苦也。刘晓庆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在少女时代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在一个没有爱情诗篇、没有流行歌曲、没有青春偶像的时代，少年男女们不就只有这一种选择了吗？

生在今天的少男少女，我羡慕你们！

我羡慕你们，但并不嫉妒你们，愿这羡慕伴着我的祝福——

青春快乐！

庐结西郊

谁能快乐而自由？

文化人聚在一起，有一件很累的事，就是“对讲学问”——语出《红楼梦》，李纨批评宝钗和探春话，你们放着正经事不做，且在那里对讲学问！

某日，英达和我“对讲学问”时提到俄罗斯诗歌，这对我们俩来说都不算“强项”，但两人又都不甘示弱，便都搜肠刮肚地想出些边边角角的诗歌来难对方——我于是提到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我知道这诗在中国解放后仅翻译过一次，且印数极少，估计英达未必读过。谁知英达立刻吟出诗的开头几句，“年代没有关系，地点不必提及，却说有一回在大路上，七个善良的农人相遇……”再一打听，敢情这诗正是他令尊英若诚先生当年与人合作由英译本转译的，撞到强项啦！

后来我就顺势跟他借了这译本来重读一遍，我还是上中学时读的，内容早就忘了。

长诗写7位农人围绕“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发生争论，提出了神父、地主、大官、商人、御前大臣、沙皇本人等多种答案，完后就在广阔的俄罗斯大地上长途旅行，上下求索，借以反映当时的俄罗斯社会风貌。

这都不去管它，“快乐而自由”的确是人类的永恒追求。“谁能快乐而自由”？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今中国或者当今世界，恐怕也会有好多好多种答案。

小时候我羡慕大人的快乐和自由。有一次，爸爸领了工资回来，我数了数竟有一百五十元之巨，差点儿吓呆了，那时的冰棍分为三分的和五分的两种，能买一毛一根的雪糕已是一种了不起的消费，我想每月有一百五十元收入的爸爸一定能够极为自由地买雪糕，极为快乐地吃雪糕，而可怜的我每天只有五分零用钱，岂不悲哉？

长大了我羡慕孩子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