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党就靠开会嘛！国民党才靠收税呢！1921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共产党啊！”言之者凿凿，闻之者惑惑，小珊悄悄对我说：“那1924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国民党啊！”偏偏机关里的会还特别多，而且机关开会不比学校，你带本闲书往旯旮一坐也没人管你——如今我们算是政府官员，开会你老拿本儿书看算怎么回事儿？于是我和小珊都视开会为畏途，每每托词逃会，实在逃不掉也要设法坐到一起，假装认真记录，实则用笔聊天，我至今还记得小珊的几次开场（她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将本推到我眼前）：

“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么？随便。”

“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欢，你呢？”

“你懂四维空间吗？要不要我讲给你听？”

“又该老汪(1)发言了，我真听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话。”

再比如接待来访。须知来中央机关谈工作的都是“长”字号的，让我和小珊这样的年轻人听他们“汇报”，给他们“指示”，实在让我们一点儿找不着“感觉”。于是我们只好拼命装出少年老成的样子，我把我爸爸50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装翻出来穿上，小珊也忍疼剪去了她的披肩秀发，竭力朝中年妇女的样子打扮。

至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和小珊也很久不能适应，我说我一看公文就头疼，小珊说她一看报表就眼晕。经过领导的批评教育，我们总算弄明白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和“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道理，明白了办公室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岗位犹如工人的车间农民的田野战士的哨位，更明白了一纸公文重千斤万一出了差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也给个人带来重大影响，因而工作起来更不敢马虎。只是每逢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都要抓紧时间结伴儿出去散散步，作为缓解。小珊虽是学物理的，对中文却也有些造诣，每逢和我散步时常顺口吟些“痴儿了却公家事”“又得浮生半日闲”的颓唐之论，我也不去理她。终于有一天散步时，我告诉她我决定去大学教书，已蒙领导放行，这两天就要办手续了。小珊怔怔地听着，好半天才说道：“我当然应该祝贺你，可是……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是吗？”我连忙安慰她说反正都在北京，以后还会经常见面的。小珊摇摇头，说：“可是以后上班的时候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就剩下我一个孤鬼……”话没说完眼圈儿就红了。

接下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小珊相约到西山八大处去散心——这是我们成为同事之后第一次结伴远足，算是告别吧。在一座香烟缠绕的小庙里，我让小珊许一个愿。她想了想，特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