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特深沉地说：

“希望我和梁左来生再成为同事。”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是开玩笑。

小珊许过愿，又恢复了往日活泼可爱的样子，挽了我的手，徐徐向前。

我调离机关两年以后，小珊也调到一个研究所工作。这期间我们分别都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也没断了联系。她现在对禅宗很有兴趣，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打坐”一番，心平气和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她先生和我也是好朋友，曾打电话对我说：“你劝劝我们家小珊吧，别走火入魔中了什么邪！”

我把这话对小珊转达了，她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她近来变得特别不爱说话。

我希望读者把这几篇小文当作小说而不要当作传记去读，因为不仅文中人物的姓名全是虚构的，而且事情也有增删，都是认真不得的。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至于现在，因为忙，早就没有这种闲情——但也不能就算六根清净了。记得介川龙之介（他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介川奖”为当今日本文学最高奖）有一句名言：

“一个青年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我自信我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

就这几位大腕儿

我进入相声界算来已有十来年了，其间接触的奇闻逸事真是不少，早就想写出来给大家看个新鲜，但一是工作忙顾不上；二是如《红楼梦》所谓“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三是当事人都健在，写好写不好的备不住人家不乐意，何苦积德不成反招怨，所以几年来竟没有动手。

后来我友蒋力供职的《中国文化报》要出周末版了，蒋力主其事，让我无论如何写点儿可读性强的文字供读者周末消遣。

对这位老朋友我历来是言听计从的，而我所能写的可读性最强的文字也只有这种相声界的奇闻逸事了，于是决定不管别的，先写了再说。

首批先写了下面几位“大腕儿”，蒙蒋力不弃，竟在《中国文化报》破例用一个整版发了出来，据说还颇受读者欢迎，并有全国各地多家报刊转载。

后来因为忙，就没有再写下去，害得蒋力每次见了我都要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

再后来，蒋力自己也调离了《中国文化报》，见了我也就不再问“梁左先生这《笑星百态》……”了，我当然也就更懒得再往下写了，也就只有下面这几位“大腕儿”了。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