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的开展，这种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了。

不过，大多数合作并没有我上述的假设这么尽如人意。因为晚会主要由对方出资，随着资金往往会附带着一大堆条件——

与晚会主题有关的节目要占到什么比例，要请到什么笑星、什么歌星参加，要在什么时间、什么频道播出，本部门有什么首长要讲话，有什么领导要出镜头，有什么大好形势要格外宣传，有什么先进人物要特别表彰，等等。

电视台的编导们呢，则需要苦口婆心地反复说明：文艺晚会不是做报告，再好的宣传也要有人看才有效果，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都有好几个频道，观众不爱看，一换频道，什么宣传都白搭！

经过争论、协商、让步、妥协，最后弄出来的节目总有点儿“四不像”的味道，倒不是导演、作者、演员不卖力，实在是这种“命题作文”难度太大。

比如，有一年要搞一次石油化工晚会，把作词的、作曲的、写相声的、写小品的都弄到一块儿，由石化总公司的领导和专家介绍——他们自己谦虚地说是“汇报”——情况，然后每人发给一大叠材料，你看得懂看不懂人家可就不管了。我开了两天会，总算搞清楚石油跟石化敢情不是一码事儿，一个归能源部，一个归总公司。又回家看了两天材料，这才知道化纤、塑料、人造橡胶都是从石油里来的。于是开始闭门造车写相声，好也是它，坏也是它。相声写出来了，题目就叫《生活与石油》，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不过借了些传统相声的路数往上生搬硬套而已。然后把本子交给总公司领导审查通过，因为主题突出，人家自然不会提什么意见。

然后由电视台找来演员（记得当时找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现排现演，然后录像播出，大功告成。

当然，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专题晚会也常常能够起到无可替代的宣传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过作为作者，除非特殊情况，一般是不愿意接这类晚会的，因为条条框框太多，往往费力不讨好。

可是这类晚会总要有人来写，而且主办单位大都希望比较有名气的人来写，所以总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说服作者。比如我所熟悉的被称为中央台“四大撰稿”之一的阎肃和“四小撰稿”之一的任卫新，就常常被人请去为这类晚会撰稿，两人叫苦不迭却又无法推托，看他们一年四季疲惫不堪的样子，的确令人同情。

时间一长，许多作者也感到整天陷于这类晚会之中实在不是个办法，而且长年累月这样干下去，不仅身体吃不消，节目质量也根本无法保证，最后必将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观众并不知道你有那么多苦衷啊！

于是，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托理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常被邀请为这类晚会写相声和小品——除了实在不好推托的（比如迎亚运、盼奥运、抗洪救灾等等，比如部里或台里领导点名请你完成的，比如和晚会的导演是“铁磁”的，比如和主办单位的同志很熟悉或主办单位许以作者优厚条件的，比如这台晚会的主题对作者确实有吸引力的——最后这种情况当然非常罕见），一般总要设法推托，而且要推托得巧妙，通常理由如下——

“我对交通安全（或节约用水、或人民保险、或安全生产、或妇幼保健等等）题材实在不熟悉呀，要是别的题材我肯定帮忙！”

——要是别的题材就再说别的吧！

“手里事儿太多，晚会什么时候开拍？六月？哎呀，要是七月就好了，我七月就能腾出手来，这回实在对不起了！”

——要是七月拍他八月才能腾出手来。

“我给你们推荐一位作者行不行？那谁谁谁就在北京呀，听说这两天正闲着没事儿呢，对对对，闲得直长毛儿，我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

——再看那位作者怎么推吧！

“太不凑巧了，这两天我爱人（或我儿子、我妈妈、我三姑、我二舅以及一切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亲均可）病得挺厉害（如系远亲一般则须说成已不幸去世），实在难以从命，过了这段儿再说吧……”

——时间一长就变成“狼来了”，等“狼”真的来了也没人信了。比如前年三月我外婆去世，去年六月我妻子住院，本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期间我以此为理由（外婆去世，心情不好；妻子住院，需要照料）推了几台专题晚会，听对方那似信非信的口吻，气得我真想把外婆的死亡证和妻子的住院证拿给他们看。

除了节日晚会和专题晚会，中央电视台的其他文艺晚会一般都是中小型的了。

比如《综艺大观》，隔周一次，赶上节日或纪念日就叫“特别节目”，属于节日晚会，平时就属于这种一般晚会——不过是综合性的。但《综艺大观》最近也有向专题晚会发展的趋势，这期与某某城市合办，下期与某某部门合拍，有些是确实有此必要，有些恐怕也属于经济上的原因——总要有人赞助啊！

再比如像《曲苑杂坛》这类栏目中播出的晚会，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声晚会、戏曲晚会、音乐晚会、舞蹈晚会等等都属此类，总之分门别类的居多，综合性的少而又少。

这类晚会不需要赶任务，也没有“主题先行”，艺术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如果你是某一艺术门类的特殊爱好者，我建议你看这类晚会。虽然不如别的晚会那么热闹红火，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类晚会多半能看出些门道来。

1991年有一台相声晚会——“禹王亭杯全国相声征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