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板上的储物柜里，用文胸上拆下来的一个罩杯套着。就这样，她穿越了俄亥俄、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最后，水波汹涌的旧金山蓦然映入眼帘，太平洋翻滚着灰蓝色的波涛，溅起白色的泡沫，她再也没法往前了。

米娅在桑赛特找了一处公寓，那里有个房间出租，墙壁是海盐色的，房东是个严肃的老女人，盯着她的肚子，只问了一句话：“过几天你丈夫不会半夜来我家砸门吧？”在孕期最后三个月里，米娅走遍了整个城市，在环绕金门公园的潟湖散过步，爬上了科伊特塔，在大雾中穿过金门大桥，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她能听到密集的车流从耳旁呼啸而过。大雾像极了她当下的精神状态，她觉得仿佛在自己的大脑里漫步，脑中有一团无形却无所不在的情绪阴霾，尽管无从把握，但始终缠绕着她，她想定睛看个真切，却发现到处都是白色，不知该看向哪里。虽然在走廊上或者厨房里遇到米娅时，房东德莱尼太太从未对她笑过，但米娅回家以后，经常会在烤箱里发现一盘食物，柜台上的纸条上写着：剩菜，不想浪费。

一个暖和得出奇的五月的下午，在医院里遭受了十四个小时的折磨后，米娅生下了珀尔，从护士手中拿到了出生证明。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把自己认识的人和高中读过的书里的人物名字都考虑了一遍，觉得都不合适。最后，她想到了《红字》，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出现在脑子里：珀尔（Pearl），让人联想到圆润洁白的珍珠，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当然也暗示这个孩子来之不易，像珍珠一样经受了长久的磨砺。在出生证上的“母亲”一栏，她写下“米娅·沃伦”，然后把床边摇篮中的孩子抱在怀里。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夜，珀尔哭个不停，手足无措的米娅也愁得哭起来。她很想知道，假如自己此时拿起电话打给纽约的瑞恩夫妇，承认自己撒了谎，告诉他们“孩子在这里，快来接她”，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他们很可能登上最早的一班飞机，来到她的门口，二话不说，直接把珀尔带走。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设想究竟称得上可怕还是诱人，或许两者都有。她和珀尔同时哀号着，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严肃的德莱尼太太伸着胳膊出现在门口。“把她给我，”她说，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米娅想都没想就把孩子交给了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德莱尼太太说，关上了门。屋里一下子静下来，米娅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醒来之后，她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又来到起居室，发现德莱尼太太坐在灯下，轻轻摇晃着熟睡的珀尔。

“你休息过没有？”她问米娅，米娅点点头，德莱尼太太说，“很好。”她把孩子放进米娅怀里，“她是你的了，”德莱尼太太说，“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的几周，米娅仍旧过得晕头转向，但改变已然发生。无论珀尔哭得多厉害，德莱尼太太再也没有直接把孩子抱走，她会在夜幕降临后送来一碗热汤、一块奶酪三明治或者肉馅糕，并且总是叫它们“剩菜”，但米娅知道这是礼物，也明白德莱尼太太进门时生硬地嘟囔“星期四该交房租了”或者“别把泥巴带进门厅里”都是过来送礼的掩饰。

珀尔三周大时——脸还是皱皱的，像个小老头——米娅脑子里的迷雾刚刚有了退散的迹象，梅尔的电话就打来了。

安顿下来之后，米娅给波琳和梅尔写了一封信，附上她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好，”她告诉她们，“但我不会回纽约了，如果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现在，梅尔的确需要和米娅联系，她告诉米娅，几个星期前，波琳开始头疼，还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她看到了光环，”梅尔说，“说我像个天使，周身有一圈光环。”经过扫描，医生发现波琳脑子里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

“我觉得，”停顿了很久，梅尔说，“假如你想看看她，最好马上来。”

那天晚上，米娅订了一张机票，这是她买过的第二张机票，花掉了大部分积蓄，但坐长途车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纽约。她背着一个包来到波琳和梅尔的公寓，怀中抱着珀尔。波琳体重减了二十磅，干瘪瘦削，比原来瘦了一大圈。

她们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梅尔和波琳围着珀尔，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逗弄她，米娅在波琳家的客房里过了一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珀尔躺在她身边。第二天，她早早起来，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给珀尔喂奶。

“别动。”波琳说，她的眼里冒出近乎狂热的光，米娅想站起来扶着她，但波琳摆摆手，让米娅继续坐着，然后拿起相机。“拜托，”她说，“我想把你们两个拍下来。”

她用光了一整卷胶片，一张接一张地拍，梅尔从厨房走出来，端出一壶茶，在波琳肩膀上搭了一块披肩，波琳这才放下相机。米娅差点儿忘记自己当晚就要飞回旧金山，她抱着珀尔和主人告别，波琳拥抱了米娅，告诫她：“一定要尽你所能。”她第一次亲吻了米娅的脸颊，“我期待你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她用了现在时态，仿佛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告别，仿佛她已经预见到了米娅未来几十年的艺术生涯。米娅说不出话来，只能更用力地抱住波琳，嗅着她身上特有的薰衣草香和桉树树皮的味道，然后在波琳看到她流泪之前转身离开。

一周半之后，梅尔再次打来电话，米娅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十一天，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