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叹了口气，悄悄放回桌子上，带着凄凉的神情朝我倏忽一瞥。不过，那眼神虽说满含深深的悲哀，但绝非表示排斥和厌恶。母亲阅读的书是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等人的。我知道，那种甘美的故事书里同样具有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具有天生教养——这个词儿也许有点儿怪——的人，也许当然地欢迎革命，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读卢森堡的书，虽说也有点儿装模作样，但我自有我自己浓厚的趣味。书里写的虽然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但作为经济学阅读实在没有任何意味。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都是些单纯而极易理解的东西。不，或许我根本弄不懂经济学是什么。总之，我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人都是悭吝的，永远都是悭吝的，没有这一前提，这门学问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不怎么悭吝的人来说，什么分配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兴趣。尽管如此，我读这本书，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感到了奇妙的兴奋，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彻底破除旧思想的惊人的勇气。我眼前浮现一位已婚女子，冲破一切道德，高高兴兴一阵风奔向心上人身边的姿影。这是一种破坏的思想。破坏，哀切、悲伤，而又美丽。这是一种破坏、重建而趋于完成的梦想。一旦破坏，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但尽管如此，既要爱恋，就必须破坏，必须革命。卢森堡始终悲哀地倾慕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

“你就是《更级日记》(2)里的少女，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个朋友说罢离我而去了。当时，那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列宁的书，我没读就还给她了。

“读完了吗？”

“对不起，我没读。”

我们来到一座桥上，这里可以望见尼古拉耶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读？”

那位朋友身个儿比我高一寸左右，外语成绩优异，戴着十分合体的贝雷帽，脸形长得像蒙娜丽莎，人很漂亮。

“你真怪，我说得不对吗？你真的很怕我吗？”

“我不怕。只是那封面的颜色让人受不了。”

“是吗？”

她有些失望，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人，而且断定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们老大一会儿默默俯视着冬天的河水。

“祝你平安，如果这是永别，那就祝你一生平安。拜伦。”

她接着照原文流利地背诵起那位拜伦的诗句，轻轻拥抱着我的身体。

“对不起。”

我很难为情地小声对她道歉，然后向御茶之水车站走去，一转头，看到那位朋友依然站在桥上，纹丝不动，一直遥望着我。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位朋友。我们同到一位外国教师家里补习，但不是同一所学校。

自那之后，十二年了，我依旧没有从《更级日记》前进一步。这期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未曾向往过革命，甚至也不懂得爱。以往，这个世上的大人们教给我们，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而可怕的东西。战前和战时我们都是这样认识的。战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世上的大人们了。凡是他们所说的，我们一概反对，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路。实际上，革命和恋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甜蜜的事情。可以想象，正因为是好事，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是酸葡萄吧。我确信，人就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活着。

母亲“刷”地拉开隔扇，边笑边伸出头来说：

“还没睡呀？不困吗？”

看看桌上的表，十二点整。

“嗯，一点儿也不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太兴奋了。”

“是啊，有酒吗？这时候喝点儿酒，就能很快地睡着。”

母亲的口吻似乎在逗我，她的态度里闪过一丝颓废而细微的妖媚的神色。

不久进入十月，但不是一派秋日明丽的天空，而像梅雨时节一样，连续都是阴湿而郁闷的日子。而且，每天下午，母亲的体温依然上升到三十八九度之间。

一天早晨，我看到了可怕的现象，母亲的手肿了。早饭一向吃得很香的母亲，这阵子也只是坐在被窝里，稍微喝上一小碗粥，不能吃香味浓烈的菜肴。那天，我端给她一碗松菇汤。看神色，她还是不喜欢松菇的香味儿，将汤碗放在嘴边，只做了个样子又放回饭盘里了。当时看到母亲的手，我不由一惊，右手肿得圆溜溜的。

“妈妈！手不要紧的吧？”

母亲的脸看起来有些惨白和浮肿。

“不要紧的，这种样子，没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肿的呢？”

母亲似乎带着有些晃眼的神情，一直沉默不语。我真想放声大哭，这只手已经不是母亲的手了，是别的老婆子的手。我的母亲的手又细弱，又小巧，我是很熟悉的。那是优美的手、可爱的手，那只手就永远消失了吗？左手虽然不那么浮肿，但看了也叫人难受。我不忍心看下去，转移视线，凝视着壁龛里的花篮。

眼泪就要流出来，强忍着猝然站起身走进餐厅，直治一个人正在吃溏心蛋。他难得来一趟伊豆这个家，每次来夜里必然去阿笑那里喝烧酒，早晨一脸的不高兴，饭也不吃，只吃四五个溏心蛋，然后就跑到二楼，时而睡一阵子，时而起来一会儿。

“妈妈的手肿了。”

我对直治说到这里，不由低下头，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低着头，抽动着肩膀哭个不停。

直治闷声不响。

“妈妈不行了，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吗？肿得那个样子，已经没救啦。”我仰起脸，抓住桌角说道。

“嗨，真快呀，最近怎么净是这些扫兴的事啊？”直治阴沉着脸说。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