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

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腿上盖着毯子。他感到冷的时候，他的助手们会来给他披上尼龙外套。

“第一封信是什么？”莫里问。

他的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一个名叫南希的妇女的信，她的母亲也死于ALS。她在信中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并说她知道莫里也一定很痛苦。

“好吧，”信念完后莫里说。他闭上了眼睛。“开头这么写，‘亲爱的南希，你母亲的不幸令我很难过。我完全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这种悲伤和痛苦是双方的。伤心对我是一件好事，希望对你也同样是件好事。’”

“最后一句想不想改动一下？”罗布说。

莫里想了想，然后说，“你说得对。这么写吧，‘希望你会发现伤心是一帖治愈创伤的良药。’这样写好些吗？”

罗布点点头。

“加上‘谢谢，莫里’，”他说。

另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简的妇女写来的，感谢他在“夜线”节目中给予她的启示和鼓励。她称他是神的代言者。

“这是极高的赞誉，”他的同事说。“神的代言者。”

莫里做了个鬼脸，他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评价。“感谢她的溢美之词。告诉她我很高兴我的话能对她有所启示。

“别忘了最后写上‘谢谢，莫里’。”

还有一封信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他失去了母亲，要莫里帮他在冥界见到母亲。有一对夫妇来信说他们想开车去波士顿见他。一个以前的研究生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她离开大学后的生活。信中还讲到了一宗谋杀—自杀案和三个死产儿，讲到了一个死于ALS的母亲，还说那个女儿害怕她也会感染上这种疾病。信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两页，三页，四页。

莫里坐着听完了那些既长又可怕的故事。然后他轻声说，“啊，我们该怎么回复？”

没人吭声。最后罗布说，“这样写行不行，‘谢谢你的长信’？”

大家都笑了。莫里望着儿子，面露喜色。

*

椅子旁边的报纸上有一张波士顿棒球队员的照片。我暗自想，在所有的疾病中，莫里得的是一种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病。

你还记得卢·格里克吗？我问。

“我记得他在体育馆里向观众道别。”

那么你还记得他那句有名的话。

“哪一句？”

真的不记得了？卢·格里克。“扬基队的骄傲”？他回荡在扩音器里的那段演讲？

“提醒我，”莫里说。“你来演讲一遍。”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垃圾车的声音。虽然天很热，但莫里仍穿着长袖，腿上还盖着毯子。他的肤色非常苍白。病魔在折磨着他。

我提了提嗓门，模仿格里克的语调，使声音仿佛回荡在体育馆的墙壁上：“今、今、天、天……我感到……自己是……最最幸运的人、人……”

莫里闭上了眼睛，缓缓地点点头。

“是啊。嗯，我没有这么说过。”

第五个星期二

——谈论家庭

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返校开学周。连续三十五个暑期后的今天，布兰代斯大学第一次没有等我的老教授去上课。波士顿的街上到处是学生，小街上出现了双行停[11]的现象，到处在搬行李。而莫里这会却在他的书房里。这显得有悖情理，就像那些橄榄球队员离开后第一个星期天不得不呆在家里望着电视，心里想，我还能上场。我常跟他们打交道，已经学会了该怎么做。当赛季到来时，你最好别去招惹他们，什么也不用说。对莫里，我更不用去提醒他时间的弥足珍贵了。

我们录音谈话的工具已经由手提话筒——现在要莫里长时间地握一件东西是很困难的——换成了在电视记者中很流行的颈挂式话筒。你可以把这种话筒别在衣领或西服的翻领上。当然，由于莫里只穿柔软的全棉衬衫，而且衣服总是无棱无角地垂挂在他日趋萎谢的身体上，所以话筒会不时地滑落下来，我只得探过身去重新把它别住。莫里似乎很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可以凑近他，和他保持在能互相拥抱的距离内。他现在对身体接触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当我凑近他时，我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不易察觉的咳嗽声，他吞咽口水前先要轻轻地咂一下嘴。

“好吧，我的朋友，”他说，“今天我们谈什么？”

谈家庭怎么样？

“家庭，”他思考了一会儿。“嗯，你已经看见了我的家庭，都在我的周围。”

他点头示意我看书架上的那些照片，有莫里小时候同他祖母的合影，有莫里年轻时同他弟弟大卫的合影，还有他和妻子夏洛特以及两个儿子的合影。大儿子罗布在东京当记者，小儿子乔恩是波士顿的电脑专家。

“我觉得，鉴于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所谈的内容，家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他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