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清待她极好，每天劈柴挑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时常给她买些零嘴，哄她开心。

日子久了，何大清看着院里其他人家的孩子绕着膝下，心里也动了念头，拉着秦淮茹的手，试探着说：“淮茹，你看咱们俩现在日子也安稳了，要不，再要个孩子？”

秦淮茹握着他的手，脸上笑得温柔，眼里却没什么波澜。

她轻轻拍了拍何大清的手背，柔声说：“大清叔，我都这把年纪了，哪还能生啊。再说，小当和槐花都大了，咱们把她们拉扯大，就够了。”

何大清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只当她是年纪大了，身子虚，不想再遭罪。

可他不知道，早在贾东旭死的那几年里，为了不再被孩子拖累，秦淮茹就偷偷去医院上了环，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环取不出来了，她也彻底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秦淮茹看着窗外渐渐落下的夕阳，靠在何大清的肩膀上，心里一片平静。

没有了贾张氏的刁难，没有了易中海的算计，没有了生活的窘迫，现在的日子，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至于何大清想要孩子的念头，就让它随着四合院里的尘埃，慢慢消散吧。

时光像胡同里缓缓流淌的暮色，把红星四合院的青砖都浸得发旧。

秦淮茹坐在院门口的老藤椅上，手里攥着一把蒲扇，轻轻给躺在摇椅上的何大清扇着风。

何大清的头发早已全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呼吸轻得像落在衣襟上的柳絮，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连着这尘世的烟火气。

这些年，秦淮茹把何大清照顾得妥帖至极。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小米粥，熬得黏糊糊的，就着咸菜喂他；天气好的时候，扶着他在院里慢慢走两圈，晒晒太阳；夜里何大清起夜，她也总是及时起身，端着尿盆，动作熟练得像是做了一辈子的事。

院里的人都说，何大清是修来的福气，老了能有秦淮茹这样的人陪着。

只有秦淮茹自己知道，这份“无微不至”里，有感激，有依赖，更多的是对安稳日子的珍惜——她太怕再次回到从前那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天清晨，秦淮茹像往常一样端着粥走进屋，却发现何大清没像平时那样睁着眼睛等她。

她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手腕，指尖传来的冰凉让她心里一沉，却没有太多的慌乱。

她放下粥碗，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让清晨的风灌进来，吹散了屋里淡淡的药味。

何大清脸上带着一丝平和的笑意，像是只是睡着了，做了个安稳的梦。

秦淮茹给何大清换上干净的衣裳，又去胡同口叫了人帮忙。

院里的邻居过来吊唁，看着灵堂里那张黑白照片，都不住地感叹：“何大爷这是喜丧啊，走得安详，身边还有人送终，比好多老人强多了。”

秦淮茹站在一旁，脸上挂着恰当的哀伤，一一谢过前来帮忙的人。处理后事时，她依旧冷静得像个旁观者，只是在把何大清的骨灰盒放进骨灰堂时，指尖轻轻摩挲着盒面，说了句：“大清叔，这辈子，委屈你了，也谢谢你。”

何大清的离开，像是给四合院的平静撕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院里的另外两位大爷，日子就越发难熬起来。

二大爷刘海中家的门，总是关得紧紧的。

想当年，他在院里摆官威，总想着让三个儿子给自己争面子，对儿子们非打即骂，把“父权”两个字刻在了骨子里。

如今老了，腿脚不利索了，眼睛也花了，才想起要靠儿子们养老。

可三个儿子，没一个愿意管他。

大儿子早就在外地安了家，逢年过节只寄点钱回来，从不露面；二儿子和三儿子住在同一个胡同里，却像是忘了还有这么个爹，偶尔遇见了，也只是敷衍地打个招呼，转身就走。

有一回，二大爷在家摔了一跤，疼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喊了半天也没人应。

还是隔壁的邻居听见动静，才翻墙进去把他扶起来，又给医院打了电话。

住院期间，三个儿子倒是都来了，可一进病房就吵了起来，不是埋怨对方没照顾好老人，就是算计着住院费该怎么分摊，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只留下二大爷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默默流泪。

出院后，二大爷的身子更弱了，每天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望着胡同口，盼着儿子们能来看看他，可等来的，只有一次次的失望。

三大爷阎埠贵的日子，比二大爷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一辈子精于算计，连给孩子们分块糖都要掂量半天，总想着从别人身上捞点好处，却忘了人心是相互的。

如今老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成了家，却没一个愿意跟他亲近。

女儿躲了起来。

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几个电话；两个儿子住在城里，却都跟他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每月按时给他寄钱，却从不来家里看他。

三大爷手里攥着钱，却没地方花。

年轻时他总说“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可现在才发现，有些事，钱根本没用。

他想去胡同口的小卖部买袋面粉，可走到半路就喘得不行，只能又慢慢挪回来；好不容易托邻居帮忙买回来，却连把面粉扛到屋里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面粉袋躺在门口，任凭风吹雨淋。

夜里，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手里翻着从前记账的本子，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曾经是他的骄傲，如今却成了扎在心上的刺。

他想给儿子们打个电话，说说心里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