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之北，霜降

永历三十五年十月初七，北海城以北三百里，色楞格河拐弯处。

河面已结薄冰，在晨光中泛着青灰色的冷光。南岸的桦树林褪尽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指向铅灰色天空。林边空地上，十几顶牛皮帐篷围成半圆，中央的篝火堆冒着青烟，烟里混着烤羊肉的腥膻和松脂燃烧的辛辣气味。

这是个小型商队。三十多头骆驼跪在帐篷外围，背上驮着鼓鼓囊囊的皮袋，袋口露出灰白色的羊毛。七八个穿着臃肿皮袍的汉子围在火堆旁，用木碗喝着热茶。他们说的是蒙古语，夹杂着生硬的汉语词汇——“茶砖”“盐巴”“铁锅”。

但若细听，会发现有些口音不太对劲。

火堆东侧，一个满脸冻疮的汉子正用匕首割着烤羊腿。他叫巴特尔，商队名义上的头领，布里亚特蒙古人，每年秋天都带着皮毛南下北海城交易，换回茶叶、盐、铁器。此刻他正大声说着今年皮毛的成色，抱怨明国官市压价太狠。

而火堆西侧，三个沉默的汉子低头喝茶。他们裹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旧皮袍，脸上也涂着防冻的羊油，但握碗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有厚茧——那是长期握持火绳枪或刀柄留下的。其中年纪最长的，眼角有一道寸许长的旧疤，从眉骨斜到颧骨。

疤脸汉子叫安德烈，哥萨克。不是沙皇彼得麾下那些领饷银的正规哥萨克，而是第聂伯河下游扎波罗热营地的“自由哥萨克”，以骁勇和残忍闻名。去年秋天，他和十几个同伙在基辅犯了事，杀了三个波兰贵族，一路向东逃窜，最后被沙皇的秘密使者收编。条件很简单:替莫斯科做事，过往罪行一笔勾销，事成后还有黄金。

“巴特尔兄弟，”安德烈突然用生硬的蒙古语开口，声音沙哑如磨刀石，“你上次说，明国人在狼居胥山修了新的……烽火台？”

巴特尔抹了抹油乎乎的嘴:“可不是嘛！就在山口南边五里，石头垒的，这么高——”他伸手比划，“顶上白天冒黑烟，晚上点火，亮得很。听说里面还装了那种……电报机？一根铜线连到北海城，有什么动静，唰一下，那边就知道了。”

“哦？”安德烈啜了口茶，茶叶粗劣，又苦又涩，“那烽台，有多少兵守着？”

“一哨，五十来人吧。不过都是新兵蛋子，去年秋天才从山东调来的，冻得跟鹌鹑似的。”巴特尔咧嘴笑，露出黄黑的牙，“要不是朝廷发那种厚棉袄，早冻死一半了。”

“棉袄？”

“嘿，可厚实了！”旁边一个年轻伙计插话，他是巴特尔的侄子布和，“三层！我摸过，外面是油布，不透风；中间不知絮的什么，又轻又软；里头是细棉。还有那帽子，能把整个脑袋包住，就露俩眼睛。”

安德烈和两个同伴交换了下眼神。情报里提到过这种寒区装备，但描述没这么详细。

“布和，”疤脸哥萨克从怀里掏出个扁银壶，拔开塞子，浓郁的酒气弥散开来，“尝尝，伏特加，从西边弄来的好东西。”

年轻蒙古人眼睛一亮，接过银壶灌了一大口，辣得直咧嘴，但很快满脸通红，话也多了:“好、好酒！比我们的马奶酒够劲！”

“喜欢就多喝点。”安德烈把银壶递过去，状似随意地问，“那烽台除了冒烟，平时都干些什么？总不会整天站岗吧？”

“可不就是站岗！”布和又灌了一口，舌头开始打结，“不过……不过他们每天正午，都会派五个人，骑马往北巡。巡到……到白桦坡，大概十里地，转一圈就回来。雷打不动，下雨下雪都去。”

“路线固定？”

“固定！就从烽台北门出来，沿着河岸老路走，到白桦坡那棵歪脖子松树下，绕一圈，原路返回。”布和打了个酒嗝，“我上月送羊过去，正好碰上。他们还查我货来着，不过看是活羊，就放行了。”

安德烈点点头，不再问话。他接过银壶，自己喝了一口，烈酒入喉如火，驱散了些许寒意。目光投向南方，越过枯黄的草甸，隐约能看到远山轮廓。那里就是狼居胥山，明国在北海以南最后的天然屏障。山口宽不足三里，两侧峭壁如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只要拿下烽台，拿下那五十个“新兵蛋子”，山口就敞开了。

“头儿，”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是同伴伊万，用俄语低声说，“要不要我去看看？”

“不急。”安德烈也用俄语回答，声音压得很低，“等商队进了北海城，你、我、谢尔盖，我们三个‘病倒’，留在城外养病。巴特尔会帮我们打掩护的，我给了他二十两银子。”

“那烽台……”

“等。”疤脸哥萨克眯起眼，那道旧疤在火光中扭曲如蜈蚣，“等第一场大雪。雪会盖住脚印，会模糊视线，会让哨兵只想待在屋里烤火。那时候，就是我们去看‘风景’的时候。”

他放下木碗，从怀里掏出一本羊皮封面的小册子，翻开。册子里不是文字，而是用炭笔绘制的简图:河流走向，山势起伏，道路曲折。在“狼居胥山口”那一页，已经标注了烽台的大致位置。现在，他添上了“每日正午巡逻，五人，十里，固定路线”一行小字。

然后翻到下一页。这页画的是“北海城”草图，城墙轮廓、城门位置、军营、车站、仓库区都已标出，但很多细节还是空白。比如，城头火炮的确切数量和位置；比如，那个据说能起降“飞舟”的场地在哪里；比如，电报总站设在何处。

这些，都需要眼睛去看，去数，去记。

安德烈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