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超过三十万。兵力悬殊太大了。”

苏秀秀笑了，笑容在寒风中显得有些缥缈:“杨侍郎，你修铁路的时候，想过能修三万里吗？你造飞舟的时候，想过它能载重五吨、日行四百里吗？”

“没想过。”

“所以啊，”她望向起降场上那三艘静卧的飞舟，“有些事，不去做，永远不知道能不能成。兵力是少，但我们有铁路，有飞舟，有电报，有后装枪，有爆破地雷。他们有什么？马，弯刀，前膛火绳枪，还有……贪婪。”

她转身朝马车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

“告诉航空司的人，新气囊不仅要抗风，还要能载更多东西。炸弹，燃烧罐，传单，或者……人。我要飞舟不仅能看，还能打，能运兵，能在敌人头顶上扔下雷霆。”

杨文渊怔了怔，随即躬身:“臣，遵命。”

马车驶离起降场时，苏秀秀掀开车帘，最后望了一眼。

场地上，地勤人员正在给北冥七号补充氢气。巨大的气囊缓缓鼓起，在暮色中泛着灰白的光泽，像一头即将苏醒的巨兽。

她放下车帘，靠在车厢壁上，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出很多年前，在肇庆那个小院子里，陛下(那时还是少年天子)对她说的话:“秀秀，我们要造一种船，不是在水里游的，是在天上飞的。有了它，我们就能看得比谁都远，去得比谁都快。”

当时她觉得是天方夜谭。但陛下画出了草图，讲解了原理——热空气比冷空气轻，所以热气球能飞。后来格物院成立，蒸汽机出现，陛下又说:可以用蒸汽机驱动螺旋桨，让气球能控制方向。再后来，有了氢气，飞得更高更稳。

十五年。从热气球到“鲲鹏-丙型”，从载重一百斤到五吨，从飘忽不定到日行四百里。

现在，这些飞在天上的船，要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战争了。

马车驶过北海城街道。因为是战时戒备，街上的行人不多，且都行色匆匆。店铺大多关门，粮店和药铺前排着长队。一队士兵扛着“永历三十二式”步枪跑过，脚步声整齐划一。

苏秀秀忽然想起陛下另一句话:“技术不会改变战争的本质，但会改变战争的方式。”

她不知道飞舟会怎样改变即将到来的战争。但她知道，当第一枚炸弹从飞舟上投下，落在敌人头顶时，这个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

同日傍晚，北海城地牢

安德烈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硬板床上。

不，不是床，是石炕。身下铺着薄薄的干草，身上盖着条破毛毯。房间里弥漫着霉味、血腥味和草药味混合的古怪气味。他动了动，全身剧痛，尤其是左腿和右肩——那是地雷碎片留下的伤。

记忆慢慢回笼:雪地，枯树林，爆炸，倒下的马，同伴的呼喊，逃跑，追兵，最后那片冰封的河面……他跳进冰窟窿，在刺骨的河水中潜游，直到肺要炸开才爬上岸。然后，在岸边的灌木丛里，他被四个明军士兵按住了。

他被俘了。

安德烈挣扎着坐起来，打量这个房间。石砌的墙壁，高处有个巴掌大的铁窗，透进些许天光。门是厚重的木门，中间有个小窗，外面有铁栏。典型的牢房。

他检查自己的身体:伤口被粗糙地包扎过，用的像是浸过草药的布条。皮袍不见了，换上了一身灰扑扑的棉衣棉裤，很厚，但散发着汗臭味，不知道前一个主人是谁。靴子也没了，赤着脚，脚上满是冻疮。

门上的小窗突然打开，一只眼睛朝里窥视。接着是钥匙开锁的声音，门开了。

进来两个人。前面是个穿深蓝色军装的中年军官，没戴帽子，脸型方正，眼神锐利。后面跟着个年轻人，端着木盘，盘里放着碗筷和两个窝头、一碗菜汤。

军官在炕边的木凳上坐下，年轻人把木盘放在炕沿，退到门外，关上门。

“会说汉话吗？”军官开口，声音平淡。

安德烈盯着他，不说话。

军官也不急，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安德烈瞥见，那是他的羊皮册子——被俘时藏在怀里，还是被搜出来了。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扎伊采夫。”军官念出一个名字，用的是俄语发音，“哥萨克，扎波罗热营地出身。永历三十四年在基辅杀了三个波兰贵族，逃往东方，被沙皇的秘密警察收编。任务是侦察北海防线，绘制地图，标注明军兵力部署、防御工事、补给路线。”

他合上册子，看向安德烈:“我说得对吗？”

安德烈心脏狂跳，但脸上保持平静。他用生硬的汉语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是商人，迷路了。”

军官笑了，笑容里没有温度:“商人？哪个商人身上带着测绘仪、望远镜、信号弹？哪个商人会专门记录烽火台的位置、巡逻时间、换岗规律？”他翻开册子其中一页，念道，“‘狼居胥山烽台，驻军约五十，每日午时巡逻，路线固定，从烽台北门至白桦坡往返。可设伏。’——这也是商人该记的？”

安德烈闭嘴了。

军官站起身，在狭窄的牢房里踱步:“安德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哥萨克是好汉，宁死不说。你在想，沙皇的黄金已经寄给你在顿河边的老婆孩子，你死了他们也能活。你在想，就算招了，明国人也不会放过你。”

他在安德烈面前停下，俯身，盯着他的眼睛:“但我可以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你那个册子里，还夹着一封信，是你写给妻子的，没寄出去。信上说，等这次任务完成，拿到赏金，就带她去莫斯科买房子，让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