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小号奏出的音乐通过扩音器、充满了整个房间的时候，那些烂熟于心的歌词便很自然地从我的嘴里唱了出来。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打着响指，就像是斯蒂芬·艾伦的演出里出场的情歌艺人那样。突然间，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闹了起来。“耶，干得好，小子！”我越来越放松，做出了各种令我自己都匪夷所思的动作来。我想，大概没有人想到，我能够唱这样一首甜得起腻的老歌。

不管是什么原因，等这出戏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朋友们推搡着我，我们打闹成了一团。

我就是在那一晚认识凯瑟琳的。所以那一天就成了最高潮。她和几个朋友看了我的“表演”。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心里就打了一个颤——尽管那一刻我还挥着我的手臂，嘴里还假装在唱着歌，可心里不由地一颤——她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棉布小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涂着草莓色的唇彩。和着我“唱”出的鲍比·达林的歌，她调皮地打着响指。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如果那一晚，我不是那样丑态百出地耍宝，她会不会看我一眼。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我从啤酒桶里给自己倒啤酒的时候，她走上来问我。

“噢，我妈妈，”我回答。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谁会和一个女孩子的对话是从“我妈妈”开始的呢？但她好像挺喜欢我的回答的，反正，我们的交往就是这么开始的。

第二天我拿到成绩报告单，还不错，两个A，两个B。我迫不及待给妈妈上班的美发厅拨了个电话，别人接的电话，然后叫她来听。我告诉她我的成绩，还告诉她唱歌和遇见凯瑟琳的事。我中午突然给她打电话，显然让她很开心。在电吹风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中，她大声说：“查理，我真为你骄傲！”

这就是快乐的巅峰。

一年以后，我从大学退学。

那是谷底。

*

在爸爸的建议下，我从大学退学去参加青年棒球联盟赛。我的决定是妈妈永远的遗憾。匹兹堡海盗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参加他们冬季的比赛，然后，如果可能，再给我一个正式的队员名额。爸爸觉得时候到了。“你和大学队的那些小子们比赛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他说。

我第一次向妈妈提起退学的事情的时候，妈妈尖声叫了起来：“绝对不可以！”至于棒球队会支付我工资，球探认为我有巨大的潜力——将来可能可以成为甲级队的正式成员——这些根本不是妈妈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这就是她的回答。

而我，绝对没有把她的意见当回事。

我去了学生注册处，告诉他们我要退学。我把自己的东西打了包，装在一个筒状行李袋里。那时候，很多和我同龄的年轻人，都被征兵去了越南战场。我抽到的征兵号非常靠后，所以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上战场的可能。我那一向狂热爱国的退役老爸居然因此而感到很庆幸。“还好你没有要去战场的麻烦，”他说。

我没有听从祖国的召唤，我听从了爸爸的召唤，我朝着爸爸希望我战斗的地方进发：我加入了波多黎各圣胡安那里的一支乙级队，正式告别了学生生涯。怎么说呢？我究竟是被这项运动吸引，还是为了实现爸爸的意愿？我想可能两者皆有吧。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感觉天经地义，好像我又成了那个跟着面包屑走路的小男生——回到了家庭破裂之前，回到了我成为妈妈的好宝贝之前。

我还记得我从圣胡安的汽车旅馆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是从大学退学后直接飞过去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不想回家，因为我知道妈妈会很不开心，说不定我们会大吵一架。

“你儿子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要不要给你接通？”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接线员问妈妈。

当妈妈搞清楚我在什么地方以后，她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的愤怒，表现在了她冷淡的声音中。她问我带了些什么衣服。吃些什么。她好像是从一张提问单上把问题一一读出来。

“安全吗？你住的地方？”她问。

“安全？我想是的吧。”

“在那里你还认识谁？”

“没有人。但队里有不少人。我还有个室友。他是从印第安纳州，或者是爱荷华之类的地方来的。”

“嗯。”

沉默。

“妈妈，有机会我还可以回大学读书的。”

这次的沉默更长了。在挂上电话之前，她说：

“回到过去，比你想象的要难。”

我想，无论我再做什么，都不可能比这次退学更让妈妈伤心的了。

你非做不可的事

塞尔玛小姐闭上眼，头靠回到了枕头上。妈妈重新开始给她化妆。她用海绵一点一点擦着塞尔玛小姐的脸，看着她们俩，我心情复杂。一直以来，我确实把身份地位看得很重。鸡仔贝奈特，职业棒球运动员。不是鸡仔贝奈特，销售员。现在，我知道了曾经是护士、美发师的宝儿贝奈特成了清洁女佣。她允许自己做这么低等的工作，确实让我感到很生气。

“妈……，”我迟疑地说，“你为什么不问爸爸要钱呢？”

妈妈板起了脸。

“我不需要你爸爸的任何东西。”

“嗯，唔，”塞尔玛小姐在边上附和道。

“我们不是过得挺好么，查理。”

“嗯，唔，确实是。”

“你为什么不回医院工作呢？”

“他们不要我。”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论理呢？”

“如果我那样做，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