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还过访英国多次，吸引他的定然不是英国的宗教或历史。历史的奇诡之处在于它的不可思议——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东方的佛教第一次与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学术体系相遇了。

自佛教传入中国继而在东亚地区获得复兴以来，这是佛教与外部异质文明的第二次相遇。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派遣大批佛教学者去欧洲求学，包括英国这个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欧岛国。一时竟形成风潮，蔚为大观。此等情形不禁令人遥想起当初的遣唐留学生时代。

宋汉城不由想到，自东汉时期直至北宋，无以计数的中国僧侣，曾怀着同样的赤诚之心，走过了荒漠，翻越了高山，前仆后继地去往西方（天竺）探索佛教真义。

传入中土的佛典与宗教思想，又转而融入了朝鲜与日本的文化。

世事果然是轮回流转的。

而佛陀所阐说的“轮回”，却并非世俗功利化的转世投胎学说，也不是消极不作为的借口。毋宁说，它类似某种警醒人心的寓言，穿透了世事的本来面目，令无常的生命仍然有超越自身局限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佛陀是一个积极的存在论者。

而佛陀的智慧，对这个新千年仍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自己这几天来的离奇经历，以及生死未明的中村在伦敦设下的迷局，如果放在这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来观察，似乎也是“历史轮回”的一次显影。

他看着身旁的同伴：此时直子正望着舷窗外深邃的天穹，她似乎沉浸在某种冥想中。她将要探索的，还有一段隐没在时间迷雾中的家族史。

中村为何要找我来破解这个谜局呢？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宋汉城都在琢磨这个问题。而既然踏上了继续寻访的路途，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呢。他就像即将上场的球员，在山呼海啸的体育场下面的休息室里，正默默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比赛。

同一航班的头等舱里，另一位乘客也从小睡中醒来。因为舱室里已熄灯，他的面容看着有些模糊。

他似乎很习惯这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航程，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瞌睡。但当他清醒时，眼神却如此飘忽、混沌。

阅读灯打开了，灯光一下照出了他的脸部轮廓。身边那个正在熟睡中的同伴，一直在打着鼾。座位似乎很不舒服，他将座舱靠椅调整到一个更舒服的角度，然后将头深深地埋入阴影中。他直愣愣地注视着前方，许久都没有合眼。那目光的深处，似乎蛰伏着一头恶意嘲讽的怪兽。

他在灯光下打量着自己的两只手，手掌伸开，又握成了拳头，如此下意识地一次次重复着。随后他关掉了灯，整个人又再度退回到暗影中。

34

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衰落征兆，往往是其国境和地缘政治空间逐步压缩，进而退回到文化同一性最为完整的母国状态。

在冷兵器时代，那些盛极一时的帝国都未能逃脱内部倾覆的厄运。

自“光荣革命”开始，英国遵循了海洋霸权和贸易立国的既定国策，在君主立宪体制下建立起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到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其国力已无可匹敌。战舰带来了全球贸易和疯狂的殖民扩张，同时也带来了近代科技和人文思想。

帝国衰落的种子其实早已种下：十八世纪末，它输掉了那场“独立战争”。此后，在大洋彼岸，在它的北美洲前殖民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新国家——美国。在欧洲，新兴力量也纷纷崛起。而在历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之后，世界格局为之一变，大英帝国步步后退，终至一蹶不振。

正因其贸易商人的特质和理性的早熟，英国非常罕见地在其衰落过程中逃过一劫。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并非耻辱性的失败，而是适时的求生之道。它保持了尊严。自诺曼底公爵以来，它的国土就从未被任何一个外族践踏。而大英帝国的变体——英联邦，仍然象征性地将英国女王奉为国家的最高元首。

这就是英国，一个机智、冷静、善于观察形势而自我调适的国家。它乐于自嘲，也宽容别人的讥讽，那让它至今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影响力：文学、艺术、音乐，辅以必要的武力。

飞机刚进入到英国领空，你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氛围，那种姿态，甚至是说话的语调。在美式英语通行的世界里，这显得有些怪异。座位前的显示屏开始播放一部宣传影片，各种肤色的年轻人出现在英国的各个角落，那个曾经的帝国如今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熔炉。

这难道不是有趣的一幕么？

宋汉城想到的是：日本毕竟不是英国乃至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镜像，那是另一个系统，基督教文明的系统，你可以仿造，可以复制，可以自居为“西方”，但你从来不属于希伯来—希腊体系，除非天皇也改信基督教。

日本在完成近代国家转型时，很多内外政策效仿了英国体制，恢复了中世纪的天皇权威，却没有建立英国分权式的君主立宪制度。明治维新前后，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说开始，原先浸染于儒学、北传佛教、汉唐文化的知识界断然否认了自己亚洲国家的身份，甚而自诩为“远东的不列颠”，以西方列强为参照坐标，切断了自身文化的源流。此种历史的断裂、身份的错乱，加之扩张图霸的野心，终于导致了二十世纪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的结盟。

这样的背景下，高木繁护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已进入第三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年所写下的那段话，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