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可怜他穷困，跟他交谈。问明原委，感动得流泪，老人把子诚带到家里，酒食款待。不一会儿有个木匠带着工具进来，估量木匠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子诚不由得心动，仔细看木匠的长相，也和母亲说的差不多。他拉着木匠的衣襟哭述父亲逃亡的时间，还仔细讲了家世及亲戚情况，希望这人就是自己寻找的父亲。木匠又惊又悲，待要相认，又觉得在家时并没有儿子。子诚又讲了事情的始末，木匠叫了一声抱着就哭。原来艾文仲辗转逃避到了这里，已有四十多年；又改换姓名叫王友义，所以打听不到踪迹，至此两人才偶然相遇。老人被子诚的孝义感动，谋划着帮助艾文仲回家乡。但是艾文仲长期漂泊，欠了不少债，走不了。子诚急急忙忙奔回家来，典卖房屋田地，向亲戚借贷，弄到一百两银子，终于接回了父亲。七年之后，父亲寿终正寝。子诚找到父亲之后，才娶了妻。如今有四个儿子，都勤恳节俭能够自立。从前文安县的王原寻父于万里之外，子孙至今成为望族。子诚的事和这事相似，也许上天要让他家繁荣昌盛吧？子诚租种我家的地，住处离我的别墅仅有两里路。我看重他的为人，因此详细询问并将大略写了下来，想让读书人做官的人知道，种地的人中间有这么个人。这是乾隆癸丑年重阳节后的第二天。

按，子诚寻父多年，无意中忽然相遇，这和宋代朱寿昌寻母的事情相同，好像都有神帮助，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精诚到了极点，才使神灵受到感动，所以，要说这是靠他们的人力，也是可以的。

引据古义，宜征经典；其馀杂说，参酌而已，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汉书·五行志》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痾，其说以为母气盛也，故谓之咎征。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圣人不以为妖异，抑又何欤？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谓之人痾可矣；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大盛乎？大抵《洪范》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胜，遂以传为经。国家典制，凡一产三男，皆予赏赉。一扫曲学之陋说，真千古定议矣。余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书成，适仪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偶与论此，因附记于书末。

注释

《汉书·五行志》：《汉书》疑是《元史》之误。《元史·五行志》载，元中统二年（1261）九月，河南百姓王四妻邹氏一胎生三男。痾（ē）：病。

嘉禾：生长奇异的禾稻。泛指生长茁壮的禾稻。

颖：谷穗。

《书序》：《尚书》的重要附件，往往用寥寥数语以简略介绍《尚书》各篇的内容。

伏胜：字子贱（前260—前161），享年99岁，为伏羲的后裔。原来是秦国的博士，世称“伏生”。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伏生是时九十馀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二十九篇，即是今之传世的《尚书》。撰有《尚书大传》，文学派的开山祖师。

《续文献通考》：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纂《文献通考》，为典制体通史，在唐代杜佑《通典》和南宋郑樵《通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典章制度的记载和研究范围。明代五圻编纂《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南宋到明代万历年期间的典章制度及相关言论，并在门类设置上有所增益。清乾隆年间，三通馆臣奉旨修成《续文献通考》，内容完整，考证精细，史论有见识。

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

译文

引用古书上的话作论据，应当以经典为依据；其他的各家杂说，只能供参考斟酌而已，不能一一都当作定论。《汉书·五行志》把一胎生三个男孩当作人体的妖异现象，认为这是母亲的气血强盛的缘故，所以是不吉祥的征兆。然而周成王的八个贤能之士，是四对双胞胎，圣人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妖异，这又怎么解释呢？天地的气息交通感应，孕育出万物。并不是地单独能生出万物；男女的精血融汇孕育成胎儿，并不是女子能单独生出孩子。如果三个孩子是这个女子未与丈夫结合而生下的，那么说是人妖是可以的；既然他们是有父亲的孩子，他们父亲的气血显然也很强盛，怎么能认为这只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呢？照此类推，特大的稻穗可单独装满一辆车子，分别生长在两垄地上的谷物结穗却连成一体等等，像这些相传是孔子作的《书序》中记载的情况，也要说是地气太盛么？大体说来，《洪范五行》的说法，大多属于穿凿附会，而这一条尤其说不通，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由汉初伏胜传下来的，就把实属于传说的东西当作经典。清朝的典章制度，凡是一胎三个男孩的，官府都给予赏赐奖励。这个制度一举扫清了一些不通达的学究迂腐浅陋说法，真可谓是千古定议。我编纂《续文献通考》时，在“祥异考”这一部分中，改变了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的体例，取消了这个类别，就是为了遵循朝廷的制度。乾隆癸丑年七月，我这本书刚刚写完，碰上礼部官员拿来报请一胎生三男的奏稿让我签署，偶尔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附记在这本书的末尾。

河间先生典校秘书廿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