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皆言神怪之事。陶潜《续搜神记》：《续搜神记》，又名《搜神后记》，是《搜神记》的续书，题为东晋陶潜撰。所记有元嘉十四年（437）、十六年（439）事，皆陶潜死后事，故疑此书为伪托，或为经后人增益而成。

《飞燕外传》、《会真记》：《飞燕外传》，旧本题汉伶元撰，描写汉成帝时赵飞燕淫乱宫闱之事。《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作者为唐人元稹（779—831）。见前注。

樊嫟（nì）：事见汉代伶玄所撰的《赵飞燕外传》：“樊嫟谓昭仪曰……”嫟，古代女子人名用字。

元稹之记：指《莺莺传》。

杨升庵伪撰《秘辛》：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在明代杨慎可推为第一。杨慎喜欢伪撰古书，以证实自己的理论。“秘辛”就是秘密，指极其机密、隐私的事情，《秘辛》为其伪撰之作。

乾隆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

译文

河间先生纪昀主持校勘皇家秘籍二十多年，他的学问和文章名满天下。但是为人天性孤高严厉，不太喜欢结交朋友。公务之馀，不过是焚香扫地，关门写书罢了。年近七十岁了，就不再用那些词赋烦心，只是经常追记、补写一些旧闻轶事，用来消遣打发时间养老。最初写了《滦阳消夏录》，又写了《如是我闻》，再写《槐西杂志》，都已经被刻坊书商出版发行了。今年夏秋之际，又写下了四卷书，取用庄子的话“姑妄听之”作为题目。因为之前的三本书，还没有脱稿，就被那些钞胥私下里抄去了。这样的版本字句遗漏和错别字都很多，因此《姑妄听之》这本书特意交给盛时彦校对。

我曾经说过，先生写的书，虽然是以小说的形式，但是其主要意义是勉励告诫，没有一句不是经典的见解，这是天下众所周知的。至于文中辨析名理，精深微妙；引经据典，都有凭有据，这就显示了纪昀先生的知识广泛。对事件的叙述和对材料的取舍安排，记叙结构的连贯性，描写景物相互映衬，如同行云流水般流畅自然，又突出了事物的真谛，显示了著作功底。这些读者也许就不一定都知道了。也许会有人说：“先生只是用他的业馀技能，用笔墨文字娱乐罢了。”然而这样再看先生的书和小说有多大差别呢？著书立说必须引经据典并且融会贯通，这样之后才能有正确的主旨思想；必须参考史事精心裁断，这样文章才能条理明晰；必须博览群书知晓诸子百家，这样才能变化无穷。就像建筑大师建造宫殿，千根柱子的大楼，和几根房梁的小房子，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所以不懂得撰写著作道理的人，就是解释评论经史典籍，不是杂乱就是粗陋；懂得撰写著作道理的人，就算只是写小说野史或是杂谈琐议，也会很有条理章法。

纪昀先生曾经说过：“《聊斋志异》盛行一时，但是这是才子的文笔，不是著书立说人的风格。虞初之后，干宝之前，这个时期的古代小说大多失传了。小说中能找到的完整版本，只有刘敬叔的《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一类。《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一类。《太平广记》，这些故事是按类汇总，所以可以一起收录。现在这一本书同时兼有几种体裁，这是难以理解的。小说是记录奇闻轶事的，属于纪实叙事的，不比戏曲中的对白情节，可以随心所欲修饰虚构。伶玄写的《赵飞燕外传》，因为是根据樊嬺的故事，所以庸俗猥琐的事情都很详细；元稹写的《莺莺传》，是对自身经历的描写，所以简略得只有个框架。杨升庵编造《秘辛》，尚且知道要记实，是因为升庵看古书看得多。时下的《聊斋志异》，那些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致入微曲折离奇，摹绘得活灵活现。如果是自己的经历，似乎没有自我宣扬这个道理；如果是代言别人的经历，那么作者又是从哪里看来的呢？难以理解啊。留仙的才华，我实在是比不上万分之一；只不过这两个疑惑，不免像《庄子·秋水》中的夏虫疑冰那样见识浅陋。刘舍人曾经说过：‘滔滔前世，既洗予闻；渺渺来修，谅尘彼观。’能够理解他的深意的，还有这样的人吗？”

想着先生的话，再读先生的书，就好像规与规相重，矩与矩相迭，一点偏差也没有，明显与《聊斋志异》分道扬镳，截然不同。于是窃喜以自己这样的水平，竟然也能对纪昀先生的深意略懂一二。于是把这些附在先生的书后面，把这些告诉世上那些读先生写的书的人。乾隆癸丑十一月，门人盛时彦谨跋

卷 十 九 · 滦 阳 续 录 一

题解

1789年到1793年，纪昀完成了“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这段时间他写得很快，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老不能闲，又有所缀”。但纪昀毕竟年过七旬，加上公务繁忙等各种因素，之后，他写作的速度开始有所减缓。与“滦阳消夏录”等四种一样，“滦阳续录”也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利用闲暇时间断断续续写成的；与以往的写作有所不同的是，“滦阳续录”篇幅显得短小，而且，成书之后，纪昀懒得再专门写序申明和强调自己的创作意图。其中的原因，从纪昀简短的自叙，我们可以了解到是由于作者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生活在封建正统文化发展从最高峰开始步入式微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