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5日 星期二 农历正月十九 晴转多云 寒风收敛 天空肃穆

清晨六点，我醒了。

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那种心里装着事的醒——睁开眼时，屋里还很暗，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是灰白色的。空气里有种奇异的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披上棉袄，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院子里的藤萝架静立在晨光里。枯枝还是那些枯枝，黑硬的，纵横交错的，但今天看起来格外肃穆——像一幅没有落款的水墨画，沉默地挂在天地之间。

昨天那些嫩绿的芽点还在吗？我仔细看去——它们还在，在灰白的天光里，那些极淡的绿几乎看不见，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在积蓄力量。

只是今天，没有人有心思去看它们。

客厅里传来父亲的声音，很低，比平时低很多：“小羽，起来了？早饭好了。”

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父亲已经穿戴整齐——藏青色的中山装，熨得笔挺，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站在窗前，望着院子外面，背影比平时更宽厚，也更沉重。

母亲从厨房端出稀饭和馒头，放在桌上，轻声说：“吃饭吧，别迟到了。”

我坐下，低头喝粥。粥还是热的，馒头还是软的，但今天尝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父亲也坐下，吃得很快，但没说话。

七点二十分，父亲放下碗，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然后转向我：“九点五十分，学校组织收看转播。你们班主任应该通知了。”

“嗯。”我点头。

父亲穿上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路上慢点。”然后推门出去。我隔着窗户看见他走进晨雾里，背影很快消失在街道尽头。

七点五十分，我推车出门。

骑到晓晓家院门口时，她已经在等我了。

她今天穿着那件深灰色的棉服——不是米白色的，不是浅紫色的，是衣柜里最素净的一件。头发用黑色发圈扎得低低的，没有戴任何发饰。那条她最常系的浅紫色丝巾，那对我送她的藏蓝色小熊发卡，今天都没有出现。

她看见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上来吧。”我说。

她坐上后座，手轻轻扶在我腰侧，比平时握得更紧。

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

那些平日里这个点应该在营业的早点摊，今天都关了门。卖油条的刘大爷不在，卖豆浆的李阿姨不在，连街角那家总是一大早就开门的杂货店，也拉下了卷帘门。

店铺门上的红灯笼，昨天还在的，今天全部取下来了。春联还在，但红纸的红，在今天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刺眼。有些人家在春联旁边贴了素白的讣告，白纸黑字，在晨风里微微翻卷。

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偶尔有自行车驶过，车铃声比平时沉闷许多。骑车人穿着深色的工作服，脸上没有表情。

路过钻井公司家属院门口时，晓晓的手在我腰侧又握紧了些。

那辆熟悉的黑色伏尔加不在老位置。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个穿蓝色工装的家属正结伴往外走，手里拎着空饭盒——她们是去给加班的丈夫送早饭的。

“我爸昨晚没回来。”晓晓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轻轻的，“公司连夜开会，今天上午有追悼会。”

我没说话，只是把车骑得更稳了些。

八点二十分，我们骑进四中校门。

校门口，李大爷站在门卫室门口，今天没像往常那样笑着喊“慢点儿骑”。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章的位置空空的，但熨得很平整。看见我们，他沉默地点了点头。

车棚里已经停满了车。我锁好车，晓晓站在旁边等。她两只手垂在身侧，轻轻交握着。

走进校园，一切都和往常不一样了。

操场上，旗杆下站着几个人——陆华玉校长，周栋梁副校长，还有几位穿深色衣服的老师。他们站得很直，没有人说话，目光都落在旗杆顶端那面还没有升起的国旗上。

学生们陆续走来，脚步很轻，没有人跑，没有人喊。三三两两的，都穿着深色的衣服——灰的，黑的，藏蓝的，洗旧的靛蓝校服。那些平日里的亮色——红色的运动服，粉色的外套，花哨的毛衣——今天一件也看不见。

没有人提醒，没有人要求。就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所有鲜艳的颜色都收走了。

八点五十分，广播响了。

没有平日课间操的进行曲，只有周栋梁副校长低沉的声音：“请全体师生注意，九点整，降半旗仪式开始。请各班在教室肃立，面向国旗方向。”

我们站在原地，面向旗杆。

九点整。

国歌的前奏响起——是从广播室里放出来的录音，声音有些沙哑，但每一个音符都清晰无比。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国旗缓缓升起，在灰白的天空里一点点升高。风很大，旗角在风中猎猎作响，像无数只翅膀在拍打。

升到杆顶的那一刻，国歌正好奏完。

然后，国旗开始下降。

很慢，很慢，一点点从杆顶滑落。风还在吹，旗角还在拍打，但高度在一点一点降低。降到一半的位置时，停住了。

半旗。

这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亲眼看见降半旗。

旗角还在风中一下下拍打着旗杆，声音沉闷，像心跳，又像某种沉重的叹息。

操场上，没有人说话。旗杆下，陆校长微微低下头。周围的学生们，也都低下了头。

风从耳边掠过，凉凉的，但没有前几日那么刺骨。天空还是灰白的，云层很